第二十四章 編著《史通》——劉知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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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知幾，字子玄，徐州彭城人，唐朝大臣、史學家。出身彭城劉氏，進士及第，授獲嘉主簿，遷定王府倉曹參軍。修撰起居注，成為史官，歷任著作佐郎、著作郎、秘書少監、太子左庶子、左散騎常侍等職，兼修國史。坐事貶為安州別駕，追贈汲郡太守、工部尚書，諡號為文。

劉知幾，出生於一個世代官宦之家，屬書香門第，曾祖劉珉為北齊唯陽太守，祖父劉務本為隋留縣長，從祖父劉胤之“少有學業”，在隋時即與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為“忘年之友”，曾與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楊仁卿等，一同撰成國史和實錄，並因之授封陽城縣男。

劉知幾的從父劉延佑，進士及第，頗有文名，父親劉藏器在高宗時為侍御史。監察御史魏元忠很稱讚劉藏器賢能，高宗也打算提升他為吏部侍郎，因遭魏玄同的反對，便放他出為宋州司馬。其執法如山，無所阿私，言詞抗直，不畏權貴，甚至敢於批評當朝天子“用舍由情”、“失信”。劉知幾有兩位胞兄，長兄知柔，仲兄知章。知柔“性簡靜，美風儀”，與知幾俱以善文詞知名，在官也有善政，累遷工部尚書、太子賓客、封彭城縣男。。

幼年時代的劉知幾，多受父兄黛陶，頗善文詞，這為他一生的學術事業打下堅實基礎。夙好史學，也許受了從祖、從父的影響，更重要的乃是個人的志趣，其父能順其秉性，採取了“因材施教”之法，調動了劉知幾求學的積極性，使之順利地踏上了史學道路。

劉知幾走了一條自己的治學道路，他不走“精此一經”之路，“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他博覽古今史籍，目的是想了解“古今沿革，歷數相承”，他“觸類而觀，不假師訓”，凡所讀書，粗知“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這種治學的目的和方法，一反經學箋註主義，為了通曉古今沿革變遷，採用的是“通古今之變”的方法。

在青少年時代博極群書，積累了融會古今的淵博學識，從而打下了一生的學問基礎，這博通的治學道路是少年劉知幾治學的又一特徵。少年劉知幾在十七歲前，對古今史籍“窺覽略周”，已屬不易，他在經、史之外，也讀了大量文學的書。儘管他夙好史學，但家學傳統的薰陶，父兄的言傳身教，也頗喜詩賦。

二十歲後步入仕途，隨著學識日進，逐步形成了自己對史學的看法，知幾進士及第後，經吏部考試，授獲嘉縣主簿，這是一個正九品的小官，負責一縣的文書，是縣衙幕僚之首。知幾在公務之暇仍潛心墳典，經史百家，無不涉獵，雜記小書，在所瀏覽。當時的京城長安和東都洛陽，自然是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兩大重心，獲嘉縣地近兩都，知幾得以旅遊京洛，飽覽公私藏書。

劉知幾登上仕途之時，適值武則天以皇后身分干政之際，她是實際上的執政者。到武則天統治的最後時期，社會政治緊張的局面方趨緩和。武氏急於培植擁護她的社會力量，取得士人支援，收天下之心，因而“大搜隱逸”，一時間官吏冗濫成災。劉知幾以剛直的態度，敏銳的政治眼光，上書請淘汰尸位素餐的官吏，又上書建議“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針對當時赦有無度的弊端，提出“節赦”的主張。表陳四事，涉及於官吏的社會作用、選拔標準以及管理使用辦法等諸方面的問題，而集中於對現實政治中妄授妄施等腐敗現象的批判。

就在這個時期，劉知幾寫了一篇《思慎賦》，這篇賦既顯露了劉知幾的才華，也道出了他的苦悶，特別是抒發了他在苦悶之下經過冷靜思考而痛下的志向。以知幾之博學卓識之才，充任九品主簿，自然是大材小用，而且從弱冠之年入仕之始直到寫《思慎賦》時已十五年沒有遷升，感到仕途前程渺茫，這“思慎”只能是對現實的抗爭。在盛唐的政治舞臺上，劉知幾身居仕班，但他沒有成為政治家，是社會沒給他提供機遇，唯其如此，他的精力又集中在學術事業上去了。

三十八歲的劉知幾，在做了十九年獲嘉縣主簿後，調任京師定王府倉曹，這次調職，有兩個因素在起作用。其一，此時的劉知幾已經是聞名全國的學者，青少年時代已以文學知名，主簿任上多次上表，也展示了他的才華；其二，則天詔修《三教珠英》，以為劉知幾是個人選，據《舊唐書·徐堅傳》載：“堅又與給事中徐彥伯、定王府倉曹劉知幾、右補闕張說同修《三教珠英》。”

劉知幾辭去史任之後，出任太子中舍人，又為修文館學士，開始私撰《史通》，詳論史書之體例及內容，闡述自己對史學的見解，是中國第一部史學評論專著，對後世影響很大。

李隆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