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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電臺,方不為還要處理商行的其他事務。
從美國回來之後,方不為就將星洲商行和四海商行提前做了安排。
全面抗戰開始後,日軍第一時間封鎖了海岸和內陸運輸線,唯一能對外通行的,只有通向越南海防的滇越公路和通往蘇聯的蘇蒙公路。
至於抗佔時期最有名氣的抗日物資運輸線:滇緬公路,要到三九年才會開通。
他將在上海的星洲商行總部遷到了南洋,並著手在香港,越南海防籌建分行。
而四海商行的車隊,船隊,馬幫,也逐步開始移往廣洲,雲南和西北等地。
除此外,方不為力排眾議,將星洲洋行近一千五百萬美元的流動資金,全換成了汽油等需要進口的軍需物資。
而且只囤不賣。
這是這一年多以來,星洲洋行靠販運汽油等緊俏物資賺來的。
為此,方不為還讓於二君派人,在重慶買了半座小山,專門用來修建倉庫。
這不是方不為想囤積居奇,而是離全面抗戰越來越近,一旦兩國開戰,這些東西想買不到。
包括於二君,司徒美堂在內,都不太理解方不為的用意。
方不為只解釋說是未雨綢繆。
既然知道一些關鍵的節點,方不為怎麼可能不提前做出應對。
好在他是大股東,而且於二君,司徒美徒等人對他都很是信服,所以才由他一言而決。
方不為在上海待了三天,敲定商行與剩餘物資的轉移計劃後,又馬不停蹄的回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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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雙方的細節談判斷斷續續,每一次錢大均都會派方不為去旁聽。
方不為早就知道結果,但嘴上卻不敢說出來,只好繼續去當他的小透明。
往返幾次之後,看沒有什麼效果,談判便暫停了。
雙方談判人員都知道,主動權還在委員長手裡,委員長不同意,繼續談下去也只是在浪費時間。
方不為一天一天的數著日子。
六月四日,周先生一赴廬山,與委員長會談,委員長還是寸步不讓:紅軍不得設總部,須服從中央政府的所有命令。
毛朱二人必須離開紅軍,出國留洋……
雙方不歡而散,史稱第一次廬山談判。
正當雙方約定好,周先生準備第二次赴廬山之時,盧溝橋事變爆發了。
七月七日傍晚七時許,華北駐屯軍的一箇中隊{相當於一個營},在盧溝橋附近演習。
晚十一夜左右,日軍稱一個士兵在演習中失跑完,要強行進入二十九軍駐地搜查。
開什麼玩笑。
二十九軍再不受中央政府待見,名義上也是民國政府的正規部隊。
再一個,因為之前的《何梅協定》等一系列事件,大半個華北讓給了日本人,二十九軍上下快成了漢奸的代名詞,宋喆元不想被人罵成張少帥第二,就絕對不會答應。
冀察政府與日軍商定,次日可協同派員調查。
失蹤計程車兵其實已經找到了,但日軍隱而不報,在八日清晨時分,炮擊駐守盧溝橋的中國士兵。
其實中日方雙方都未想到,這起事件會成為全面抗戰的導火索。
而日軍起先的目的,也只是想如去年,前年一般,主動挑起事端,向國民政府施壓,逐步蠶食華北地區,讓國民政府承認東北及華北有獨立性。
日本人只以,這一次的二十九軍和國民政府,也肯定會像上一次的《何梅協定》前的一系列事變一般,當即退讓,尋求和解。
但日本人忘了此時國內國外的形式。
西安事變剛剛發生才半年,委員長臉皮再厚,情商再低,也不敢將說過不久的話當空氣。
再要敢退縮,提出過聯合抗日的這些地方軍閥就敢聯合反蔣,英美蘇等國也會對他產生懷疑。
二十九軍司令部電令前線軍官:盧溝橋即爾等之墳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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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通電全國:“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不讓日本di
guo
zhu
yi佔領中國寸土……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
各地紛紛響應。
還在廬山的委員長致電二十九軍“宛平城應固守勿退……盧溝橋、長辛店萬不可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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