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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時至四月,卻多了一個變數。

繼陝地各路援軍歸鄉之際,早前在中原協助剿寇的勇衛營也接踵而至。

勇衛營最早起自正德、嘉靖年間由宦官組成的忠勇營,屬內府營系統。崇禎即位初,銳意修武備,著力改革諸京營,雖因各京營中就職的勳貴之後及宦官作祟,收效甚微,唯獨對勇衛營的改制卻可算作僅有的可取處。

崇禎初收龍驤左、龍驤右、武驤左、武驤右四衛禁旅統一為四衛營,京中內官,司禮監與御馬監明爭暗鬥,四衛營本屬御馬監,但後來由內臣曹化淳提督,並在他手上將四衛營改稱為“勇衛營”。自此曹化淳的司禮監一脈徹底控制了內廷所有武裝,他本人也領司禮監掌印太監兼掌御馬監印務,成為內廷第一人。

曹化淳往後,內臣劉元斌、盧九德分掌勇衛營,多次外派投入中原參與護陵剿寇或抵禦外侮。崇禎九年,援助畿輔,抵抗清兵入塞。崇禎十年,守鳳陽,蕩寇於鄭州、安慶等地。十一年,勤王救駕,戰於吳橋。此類種種,屢立功勳,被崇禎倚為臂膀,並不斷擴大規模。至今營中又細分四營,分別置總兵、副將、參將、遊擊等職,內中龍驤左營總兵孫應元、龍驤左營內遊擊周遇吉、龍驤右營副將刁明忠、武驤左營總兵宋紀、武驤右營總兵黃得功等皆有能戰之名,流寇聞之皆畏。

勇衛營不同於別的京營,兵力強勁,紀律也較好,但因其本身隸京編,屬於客軍中的客軍,趙當世倒也不擔心他們會成為地方性武裝,與趙營爭雄長。何況劉元斌與盧九德都是閹人,更不能成事。所以,單論軍事實力,勇衛營足以與左家軍、陝西三邊總督衙門、總理衙門以及趙營並列,但本質無法對趙營造成嚴重的威脅。不過,至少在短期內,勇衛營的存在對整個楚豫局勢的影響依然很大,不應忽視。

趙營、左家軍、陝西三邊總督衙門、總理衙門、勇衛營,此大五部加上陝、楚、豫、川四省巡撫衙門與各類獨立的總兵、副將等,即為當前明廷賴為剿寇的全部軍事力量。

反觀流寇,形勢則有些微妙。

所謂微妙,既在倉皇四竄的李自成與馬守應,也在已經投順朝廷的張獻忠與羅汝才。

朝廷方面的主意,邊剿邊撫,剿李、馬而撫張、羅,分化瓦解。看著很明確,然而執行起來並不如想象中那麼順利。

一不順,李自成、馬守應至今未能完全剷除。其中固然有邊警告急的突發原因,但各鎮懷有養寇玩寇之心,也是重要因素。過去的經驗一再證明,對於這樣的巨寇,單純“潰其眾、殺其兵”是沒有多大意義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若不能將李自成與馬守應斬而除根,縱可得一時風平浪盡,一旦局勢有變,其眾必然復將如野草般瘋長起來。朝廷調集重兵,糜費鉅額軍餉,卻始終捉不住李自成與馬守應,即便熊文燦等在楚豫間的一連串動作有些效果,但朝廷的態度總體還是不滿意的。

二不順,張獻忠、羅汝才不軌之心路人皆知。趙當世在回到棗陽後不久就收到了左良玉言“棗西將變”的密信,並深以為然。“棗西”之隱喻實則在於更往西的襄陽、谷城。那裡若有變,還能有什麼變,唯張獻忠而已。此前,包括已被問罪的前湖廣巡撫餘應桂與現任鄖陽巡撫戴東旻都懇切指出,張獻忠與羅汝才“詭佔屯部,未嘗放兵作田。此帶刀以耘,一有勃稽,即挺而起耳”,建議熊文燦與朝廷趁張、羅立足未穩之際,突施襲擊。但熊文燦認為這些人意在“奪功”,堅決抵制。朝廷當時也因邊塞告急需調兵馬勤王,並認為這種情況下僅憑熊文燦等剩餘的兵力行此大舉,無力善後,所以維持現狀,不了了之。

可是此端一開,傳到張獻忠與羅汝才耳中,心中不安,熊文燦又貪索無度,於是自覺就撫的局面難以長久,便“招納亡命,買馬置器”,為日後計。近期更是大肆造仗練兵、立關於河、榷稅為餉,反跡大露。

左良玉與張獻忠有殺兄之仇,尤其關注他,在給趙當世寫信前,其實已經先給熊文燦寫了一封信,信上直言不諱:“賊利野戰,不利守城。我眾,賊散我合,攻之必拔,襲之必擒。一失此機,悔之無及。”可惜的是,熊文燦仍自禁談此等事。左良玉便又給陳洪範寫信,讓他勸說熊文燦,但陳洪範也是個息事寧人的主兒,生怕激變多出禍端,順和著熊文燦,派自己的親信馬廷實、徐啟祚前往谷城西營調和撫慰。熊文燦同樣請湖廣巡按林銘球再度赴西營安撫張獻忠。效果如何,現在還不好說,但左良玉是堅決的主戰派,對熊文燦與陳洪範的態度大為失望,這才聯絡了趙當世。

趙當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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