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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也是魚米之鄉,他們工商織造等業不發達,百姓習慣種糧,然後銷往江南,也有不錯的收益。
韃子入侵,中原動盪。
以往的這種模式被迫中斷,大家連飯都吃不上的時候,誰又還顧的上再養蠶織絲。
不論是韃子還是明軍,都是要求田地都種糧,以滿足軍需,維持戰爭。
不過朱以海畢竟是穿越者,也清楚知道如果只搞農業,廢掉工商,後果是很嚇人的,這種事情也只能短期為之。
否則很難長期,畢竟就算只顧軍事,也不是隻要糧食就夠的,也還得各種武器裝備等等。
更別說,打仗除了耗費糧食,更耗費銀錢。
所以這兩年,朱以海也開始在江浙等地,慢慢的放開種植限制,不斷的擴大或者說恢復經濟作物的種植,雖然放開的比較謹慎,一點點放開,始終要求保證糧食安全。
但大趨勢是好的。
廣東做為大後方,保證糧食自足,再適當的給朝廷上繳量的同時,加大恢復工商,恢復經濟作物甚至養殖業等,這是必須的。
廣東一個佛山鎮,在明末的時候,其冶鐵製器的能力已經非常驚人,廣東以往出口的鐵器極多,僅是鐵鍋鐵壺,就名揚海外,外貿出口量驚人,創造極大利潤,帶動著燒炭、挖煤、珠江運輸、鐵礦開採等一系列產業發展。
一個簡單的演算法。
種一畝桑葉,養八九筐蠶,一個婦人,忙碌一年,可以養好幾茬,這些蠶大約能繅八斤絲,可以織二十匹綢。
良田種麥谷,豐年每畝縱收二三石,不過值銀二三兩,若種桑葉,每畝採葉養蠶可收水絲八九斤,值銀十五六兩。
如果種棉花,籽棉畝產八十斤左右,市價百斤銀二三兩,每畝種棉收入也有二兩左右,婦人織棉布,日織一匹,若是再加半夜,熟練的能織兩匹。
如果種菸草,也是收益數倍於稻麥。
種桑養蠶的,絲貴的時候,養蠶一筐就能當種一畝糧的收益。
市價好的時候,種桑養蠶是種稻收益的四五倍甚至十幾倍。
所以當糧食問題沒那麼緊張的時候,必須放寬限制,給百姓恢復經濟作物,既是給百姓增加收益,同時也為市場提供活力,更為朝廷多得稅賦。
當然,這裡面始終也還有個度。
晚明起,江南地區就是已經無序亂種了,為了經濟收益,農民會把所有的地都種經濟作物,連自己的口糧都買的吃。蘇州、松江、杭州這些江南大城,已經完全依靠湖廣江西等外地糧。
甚至本地都沒有什麼存糧,每次稍發一下洪水什麼的,城中沒有糧食運進來,就會糧價大漲數倍。
甚至出現饑荒。
這種情況就明顯是不行的。
所以朱以海現在跟張煌言討論的,就是紅線還是得劃的。百姓有田地的,得定個比例,逐年放寬。
比如現在,糧食問題還是比較重要的,所以如廣東這樣的後方,十畝田地,可以種植兩三畝的經濟作物,剩下的七八畝必須保證種糧,以後情況好,還可以再適當的放寬一兩畝。
不能全去種經濟作物。
糧食起碼得先能夠本地自足,保證本地供應,再留有一些餘地。
剩下的田地再去發展種經濟作物。
具體的比例,就得視各地田地數量,人口數量等,來調整,必須保證糧食自給自足,還能有些富餘儲存和上繳。
給百姓讓利發展同時,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對這些經濟田,適當的徵些收稅收。
比如種棉的種桑的種煙的種藥草的,根據實際產出收益情況,按糧田田賦十收一左右的比例,加補一些。
一畝糧田是徵田賦二斗,如果種桑棉是種糧幾倍收益,那麼肯定得適當加徵一些,但也要考慮到如桑田收益雖高,但其實是要加上養蠶附加,種棉收益高,也有織布這些附加勞動在內,所以給出一個桑、棉、煙等田地種植的新稅率,必須得合理,不能傷農。
“廣東地處大明南端,雖有海運之便,但如果從嶺南運糧到北方來,實為不便,成本也高,所以朕還是希望嶺南大力發展工商、貿易。”
“嶺南自產的糧,百姓留足口糧後,統一徵收採購,然後也不需要北運,就在嶺南各府縣,設立糧倉,直接儲存。少部份,運往周邊的江西、福建、貴州、雲南、湖南等省交界處建倉儲存。”
朱以海現在對漕運制度也早有調整,一來主要靠海運,二來對百官等,不再發放祿米,而是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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