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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與兵,一字之差,千差萬別。
在大宋,武官雖然不如文官,但那也是堂堂正正的統治階層。
一名百姓,說自己去當官去了,與說自己當兵去了。給鄰里街坊留下的印象,絕對不可同日而語。
這項制度對軍隊軍心,全軍士氣與將士戰意都具有非常大的激勵。
岳飛作為神武右軍都指揮使,對此當然是十分讚許。唯有一點擔憂,向趙桓問道:“官家,一次性增設如此多的武臣,是否會形成冗官,使國家府庫入不敷出?”
趙桓慎重的說道:“關於軍費壓力,朕有思索過。目前只增加神武右軍百餘名武臣,應該不至於有多大影響。”
“除了增加這百名武臣外,朕最近一直在精簡文官隊伍,剔除冗餘官員。包括尚書左丞等數十名高官已經被朕裁撤,省下的費用足以支付武臣薪資。”
“最關鍵的一點在於,神武右軍施行義務徵兵制。徵兵制相比募兵制,費用能夠節省八成。”
大宋往年稅賦的八成都用在了支付軍費上,也就是供養那隻存在於紙面上的百萬禁軍,以及規模更加龐大的廂軍。
但伴隨著靖康之難,金軍圍困東京,大宋雖然遭遇了重創,但也迎來了輝煌的轉機。
百萬禁軍,如今只剩下了東京城內這六千餘人。冗兵包袱,一朝盡去。
再過幾天,這六千人領了獎賞離去,支撐東京防衛的就只剩下了用徵兵制組建起來的神武右軍。
大宋便在趙桓的規劃下,順利從募兵制過渡到了徵兵制。
以往佔財政八成的軍費開支,便能節省下來,作更多有意義的事情。
組建一支精通兵法、驍勇善戰的軍官團,顯然就是當下最具意義的事情之一。
在國家戰略層面,這項制度無疑具備非常高的可行性。只是在具體執行中,趙桓對軍官選拔就比較迷惘了,向岳飛問道:“卿以為這百餘名武臣,應當如何選拔任命?”
岳飛謹慎的說道:“莫如從禁軍中擇精幹者充任?”
趙桓立即斬釘截鐵的拒絕道:“斷然不可。朕希望這支禁軍能夠氣象一新,絕不能沾染禁軍的陋習。”
岳飛也暗中舒了口氣,這個提議是自己作為臣子不得不提的方案。軍中將領的任命,無論如何都不能出自自己一人,否則軍中豈不成了自己的一言堂?
但不代表,岳飛真的就希望禁軍的將領來禍害這支新軍風氣。畢竟禁軍什麼德行,大宋是有目共睹的。
官家的態度,給了岳飛極大的信心,這支新軍不受禁軍陋習影響,自己便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來整編訓練了。
於是岳飛終於提出自己的內心想法,說道:“臣聞治軍者,無外乎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三軍將士難以悅服;不勤,則軍紀營務,皆廢弛不治。”
“所以臣以為,若要任命一批武臣,不如公正開明,頒佈統一法度,從全軍將士中選而舉之。”
“武舉?”趙桓若有所思。
談到這個詞,岳飛跟趙桓都為之嘆息。
大宋不是沒有武舉,但是大宋重文輕武、將從中御的風氣下,武舉形同虛設,有宋一代,名臣、名將中無一人出自武進士。
理想有時候還是要向現實低頭的。
岳飛說道:“我大宋以文制武,若以武舉選官,難免這些武臣再次被文官所卑侮。臣建議武臣選拔,以文考為主。考《左氏春秋》,以選拔忠義之士,考《武經七書》以選拔優秀將才。”
這無疑是向現實的妥協。《左氏春秋》也就是《左傳》,是儒家經典。給其作注,是進入文廟的最高標準。
截止到大明,中原數千歷史中,唯一一位同時進文廟、武廟的人才,西晉名將杜預,就是因為他曾給《左傳》作注,而且後世流行極廣。
不過這份妥協,趙桓倒不是很牴觸。
因為趙桓雖然對儒家很有意見,但對《左氏春秋》真的非常讚賞。
這本書在中原史和史學史上的地位可以說是無書能出其右。
而且他的思想,很難讓任何有大志氣節的中原百姓牴觸。
他的核心思想分別是“崇霸尚戰”,“忠義愛國”,“以民為本”。
尤其“崇霸尚戰”,是其中的重點。《左氏春秋》不僅直接論述表達,還花費了濃墨重彩,以誘人辭令描寫、記述了一場又一場波瀾壯闊的戰爭典故。
當然《左氏春秋》裡不僅有慷慨激昂的國家戰爭,還有無數令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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