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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古之初，誰傳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屈原 《天問》
風雲對於屈原的《天問》《九歌》也是喜歡，認為其對後世有深遠影響，也在情理之中。
宋代洪興祖論說《天問》之作：
其旨遠矣。蓋曰遂古以來，天地事物之憂，不可勝窮。
欲付之無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於吾心者，不可以不發也。
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變化，豈思慮智識之所能究哉？
天固不可問，聊以寄吾之意耳。
楚之興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
國無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
白話文的大意是：
洪興祖非常讚賞《天問》，說此文道出了諸多亙古憂思，都只是好奇猜想推測發問，沒有人真正的能說得清，道得明。
天地變化引人深思又非人的智慧所能把控；
天不會回答人的疑問的，天問也只是說說自己的想法罷了。
大到國家興亡，小到人生起落，都可能不只是人為，而是天作。
孤獨之人，或許不是孑然一身，還有上天在監察。
但《天問》只是問，沒有回答；因為本也不期望有答案。
說是問，不如說是向天的祈禱，與天的交流。
人間太多紛擾，在地上理不出答案，或許問題的根源在已知的事物之外。
無處訴衷腸，向天話淒涼。
《天問》之後，唐朝柳宗元寫了一篇答疑之作《天對》。
用元氣，陰，陽三位一體作為本源，開始給出一個所涉及問題的答案。
但明顯的是個低分之作。
太史公讀《天問》，悲氣志者以此。柳宗元作《天對》，失其旨矣。
太史公的評價的意思是天問是人類悲歌，柳宗元的回答沒有憐憫蒼生的內容。
《天問》是問人間不平事的解決之道。
後又有唐代劉禹錫看柳宗元寫的《天對》確實沒有展現文學界，理學界，道家的學術成果，就寫了《天論》：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
“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
“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
“故餘曰：天與人交相勝耳。
“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
“人能勝乎天者，法也。
“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
“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種之祿，處之鹹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
“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鹹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
劉禹錫這《天論》洋洋灑灑，確實發人深省，領會了屈原天問的主旨所在，闡明瞭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麵臨的困境及解決之道。
《天論》寫了很多有用的東西，為政治立法提供了理論基礎，為社會存在形態，人生的意義及生活方向，方式都提供了理論基礎。
人類的刑罰與法，是合天理的，天經地義。
人在天道中，蹈道必賞，違之必罰。
如若悽慘悲哀來者背道而行，則不需要困惑，也不要同情。
《天問》是人本主義的，《天論》是道本主義的。
在當時的西方國家，道就是神，道本主義就是神本主義的。
統治階層看到社會統治不需要天道也可以達到眼前的目的，就鼓吹人本主義。
這是沒有遠見的，也是所有朝代都最多隻能堅持數百年左右光景的原因。
因為看重人本過於道本，最後人的罪惡就會無所約束。人的慾望取代天道地位作為賞罰標準。
法也就沒了公平。
沒有公平的法越普越亂。
法家註定無法獨領風騷，因為法本質上就是工具。
法體現的是人類離道的遠近。
《天論》高明之處在於，不是簡單的去回答那些無法有標準答案的問題，而是闡述自己對於天道比柳宗元更為優秀的理解。
劉禹錫的意思是：“但凡有形的東西都不是全能的。
“天，是有形之物中最大的；人，萬物之靈長。
“有些事天能幹可人幹不了，也有些事人能幹可天干不了，所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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