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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攻城戰伴隨著震天的戰鼓聲再次拉開了序幕,魏軍如同洶湧的波濤,再次猛烈地衝向了成都那堅固而滄桑的城牆。說起來,鄧艾率領大軍抵達成都城下已經足足有十多天了,但真正的攻城戰卻僅僅進行了三次。他深知,戰爭並非兒戲,每一步行動都需深思熟慮,謀定而後動。鄧艾的這種謹慎與策略,確實展現了他作為將領的深思熟慮,然而,面對即將來臨的決戰,他的心中卻也不免泛起一絲不甘的漣漪。畢竟,無論前期的籌劃多麼完美,最終仍需透過一場慘烈無比的戰役來畫上句號,這讓他感到些許無奈與遺憾。他就像一個賭徒一樣,在成都這個地方陷了進去。

或許有人會質疑,一個合格的將領也會像賭徒一樣下注嗎?答案其實是肯定的。在戰爭的舞臺上,許多重大戰役的轉折點,往往就取決於其中一方是否敢於放手一搏。以官渡之戰為例,曹操決定偷襲袁紹的糧倉烏巢,無疑是一場驚心動魄的賭博。若偷襲失敗,他不僅可能前功盡棄,甚至會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而反觀袁紹,在官渡之戰中始終未能傾盡全力,未曾將身家性命全部押上賭桌,最終導致了他的失敗。為何說袁紹沒有賭上全部呢?無論是《三國演義》的演繹,還是正史的記載,官渡之戰的直接結果只是曹操守住了陣地,袁紹退回冀州。然而,袁家的真正衰敗,實則源於袁紹去世後的家族內訌與四分五裂。史書往往傾向於誇大曹操的智謀與能力,這也不難理解,畢竟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曹操贏了,自然可以將對手描繪得愚蠢無能。

但當我們深入研讀《三國志》時,會發現一些不同的線索。曹操早年起兵時,曾多次遭遇挫敗,正是袁紹慷慨解囊,提供兵力和資金支援,才讓他得以生存並發展壯大。然而,當曹操羽翼豐滿後,卻毫不猶豫地擊敗了袁紹,這不禁讓人聯想到這是一種變相的“恩將仇報”。或許這是我的個人偏見,但歷史事實的確如此。用現代社會的例子來說,就如同你進入一家公司,經過多年的培養與歷練,成為了公司的中流砥柱,享受著優厚的薪水和待遇。然而,你卻突然選擇離職創業,而且你的創業專案與原公司形成了直接競爭,最終還擊敗了原公司。這樣的行為,真的合適嗎?

在古代,師徒之間傳授技藝時,往往會留一手,以防徒弟背叛。這種傳統,或許正是從曹操的行為開始流傳下來的。這種保守與封閉,無疑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科技的進步與發展,使得我們的科技體系在近現代逐漸落後於西方。從這方面講,某些歷史事件的走向一旦偏離正軌,其引發的連鎖反應就像蝴蝶效應一樣,難以預測且無法遏制。曹操的恩將仇報引發了歷史軌跡的第一次偏離,司馬家族的篡權則是第二次,而此後,這種偏離與動盪愈演愈烈,成為了中國歷史程序中一道難以抹去的烙印,這個烙印最後給我們中華民族帶來了更大的傷痛。

閒言少語,我們再次聚焦於成都那硝煙瀰漫的戰場。這次,魏軍的進攻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猛烈態勢,彷彿每一名士兵都被鄧艾那堅定不移的意志所感染,他們渴望在這場戰役中斬獲屬於自己的戰功,以證明自己的價值。而反觀蜀軍,儘管隨著精銳的白毦兵加入,士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振,但大部分士兵仍因缺乏實戰經驗和對勝利的堅定信念而顯得力不從心。城牆上,戰鬥異常慘烈,關彝的戰袍已被鮮血染紅,劉循的嗓音也因長時間的呼喊而變得沙啞。在這生死存亡之際,甚至一些略通武藝的文官也毅然決然地拿起武器,走上了戰場。城牆之上,彷彿成了一臺無情的絞肉機,吞噬著無數英勇的生命。然而,在這臺絞肉機中,蜀軍的傷亡明顯更為慘重,往往需要兩名蜀軍士兵才能換取一名魏軍士兵的倒下。若非有文官的增援以及將領們的拼死抵抗,城牆恐怕早已失守。

城門處,更是險象環生。城門已經多次被魏軍攻破,儘管白毦兵一次次地殺退敵人,但魏軍卻如同潮水般一次次地發起衝鋒,悍不畏死。白毦兵雖然勇猛,但兵力畢竟有限,難以進一步擴大戰果。戰場的天平再次向魏軍傾斜,形勢愈發危急。劉璿在宮中得知這一訊息後,心急如焚,再次派出白毦兵進行支援。然而,此時的支援效果已遠不如初次那般顯著,只能勉強讓天平傾斜的速度放緩了一些。

劉諶手持長劍,劍已換了好幾把,臉上的血水與汗水交織在一起,分不清是敵人的還是自己的。他感到自己已經到達了體力的極限,心中不禁湧起一股絕望之情。難道又要再次經歷失敗的痛苦嗎?他明明已經考慮到了各種可能,重生之後更是日夜奔波,一天之中連兩個時辰的安睡都無法保證。難道這一切的努力,都要化為泡影,再次重蹈覆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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