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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常洛沒想到黃克瓚會跳出來反對,但既是議事,就應該充分聽取各方意見。“黃卿,這是為何?”
“聖上所言,無非競爭擇優。然而爭贏的一方不一定就是優秀的人才,反而鬥爭本身會導致地方衙門無心政事。”黃克瓚已經在不是影射了,他就差指著在場各黨骨幹的鼻子罵了。
這番話已經在黃克瓚心裡鬱積很久,但他不敢說。萬曆時,沉溺酒色的皇帝不會聽臣下的直諫,他直斥黨爭非但不會有用,反而會引火燒身。因為朱翊鈞就是想讓外廷爭,最好爭個你死我活,然後他再以仲裁者的身份站出來,維持他認為的平衡,同時也讓臣子閉嘴。
可新君不一樣,新君二桃“殺”三士,用鄭氏移宮案和薩爾滸案,將東林黨、齊楚浙以及司禮監全部攪到一起。可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崔文升從鄭氏的狗變成了新君的狗,把就差最後一道程式的“薦官疏”打了回去,而且沒有任何人遭到罷黜。
這場鬥爭的所有參與方都有問題,所以他們不敢理直氣壯地彈劾其他人。唯一能夠也敢於揪著這些問題大肆攻擊的楊漣事後什麼話也沒說,最後居然被調離京師去遼東當御史了。
新君也是在做仲裁者,不過他想仲裁的不是哪個黨派,而是整個帝國。有些事情錯了就是錯了。
“繼續說。”除了司禮監的兩位大太監和戶部尚書李汝華,在場所有官員的臉色都很難看,不過朱常洛卻樂見其成。如果他說的話是錯的,下面的臣子卻噤若寒蟬、一言不發,那才是國家的災難。
“聖上,如果臣是新科進士。十年寒窗,終得朝廷授官,但到任之後發現有人擋在臣前面,那臣肯定想方設法地給他惹麻煩,讓他滾蛋。”
“如果臣是代理官員。朝廷直接安排新任主官取代臣,自然沒有任何問題,但新科進士若是與臣平級,只是有取代臣的可能性,那麼臣肯定會想盡一切辦法戴穩頭上的烏紗。”
“代理官員與新科進士之間的爭鬥絕對不會是良性的,因為二者的矛盾不可調和。無論最終的鬥爭結果怎樣,一定會搞得衙門烏煙瘴氣,最終受害的還是治下的百姓啊。”黃克瓚向朱常洛躬身行禮,“望聖上三思。”
“黃愛卿所言甚是,是朕考慮失當。”朱常洛點頭應是。“那先令各地官員遞補主官,並在春闈前後校考,優者留任,中者退回原職,劣者罷官。校考完畢之後,即令新科進士到地補缺。卿等以為如何?”
“皇上聖明!”周嘉謨原本還再爭取一下,但他被韓爌拉住了。
朱常洛點點頭,然後對禮部右侍郎孫如遊說說道:“孫侍郎,明年的春闈,朕想在進士科外新加一科。”
“加一科?”孫如遊目瞪口呆。
科舉制度起源於隋朝,它以“投牒自進”為主要特徵,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古門閥社會以門第出身而論(徵辟制、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的特權局面。
但隋朝僅僅只是科舉的起源,此時科舉制還在草創階段,沒有形成制度,各方面規定很不完善,但倒也基本確立了讀書、應考、授官的基本框架。
唐朝繼承並發展了科舉制,並將科舉分常科和制科。所謂常科,就是每隔一個定期舉行的科考,比如到明代時,常科為三年一次。而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科舉就是制科了。
唐時,科舉一共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目。其中最常舉行的是明經、進士兩科。考試方法為帖經、墨義、口試、策問、詩賦等。
至宋,進士科地位提升,科舉的科考內容就變了進士科和其他科(明法、明經、......)。
到元,科考制度幾度廢用,暫時衰落。
元亡明立後,科舉恢復,但僅設進士一科。而且考試的內容非常固定,僅限於儒家經典,必須以四書五經的文句為題目,以程朱理學為參考。同時,只能用八股文答題。
從明朝中葉成化年間開始,朝廷正式確定八股取士。
八股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固定段落組成,不得自行發揮,不能旁徵博引、譬喻聯翩,也不可有其它任何越界之處。甚至即使在經典之內,還有犯上、犯下的禁忌。
八股取士自有其千般不好,但它的存在還是有現實意義的。答題格式和考試內容的限定,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考官的主觀因素對考試結果的影響,讓考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更加公平、更加客觀。
比如,要是允許自由發揮,那不同的考生必然在文風上有所不同。這樣一來,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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