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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綠林武裝問題。而如何正確對待和解決整個流氓問題,卻還沒有較完整、系統的理論和政策、策略,也缺少成功的經驗。
此次毛澤東在會昌作“仁風山調查”及指導安於會贛四縣邊界特區委工作中,遇到了這個新問題,促使毛澤東對此進行深入思考,並初步提出了對待和解決流氓問題的正確的認識和政策、策略。但是,毛澤東對此並不滿足,覺得對流氓的認識和對待流氓的方針、政策和策略原則還不夠深刻、全面。他本想在隨後進行的尋烏調查中解決這一問題,然而限於時間等原因,他在尋烏調查中來不及解決這個問題。他曾遺憾地說,尋烏“這個調查有個大缺點,就是沒有分析中農、僱農與流氓”。
1930年6月上旬,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和紅六軍二縱隊從尋烏、會昌東進福建。6月中旬,毛澤東在上杭縣南陽主持召開紅軍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專門討論並透過了《富農問題》《流氓問題》兩個決議案。《流氓問題》決議案共分3個部分:(一)流氓問題成了鬥爭中一個嚴重問題;(二)流氓的社會地位及其作用;(三)黨對流氓的策略。
《流氓問題》決議案對於流氓的社會來源、社會職業及其特點、流氓的黨派意識、流氓的特性和流氓對於革命的態度,作了全面分析。如對流氓的來源,決議案分析說:“半殖民地中國因帝國主義的殘酷剝削,使得農民手工業者大為破產,造成巨大的失業群眾,又不能有大規模民族工業吸收他們,這個失業群眾沒有出路,因此造成大批的流氓。”這個分析可謂一針見血,指明瞭徹底解決流氓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統治,建立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權、新社會和新生活。對流氓的社會職業,決議案依據當時的社會環境,例舉有30種之多。對於流氓的社會組織結構,決議案指出:流氓群眾為了爭取他們的社會生存地位,有各種秘密結社,如青紅幫、三點會、哥老會、致公堂、符子會、大刀會、在理會等等。對於流氓階層所具有的特性,決議案分析指出:“第一是反組織的(反紀律的反團結的,個人自由的),第二是個人享樂主義,第三是僱傭性重,第四是破壞性重,第五是階級意識模糊,第六反群眾的,第七反社會主義的,第八是盲動主義,第九是流寇主義(沒有政權觀念)。”並指出“上列九點流氓的特性,不是各個獨立,而是互相關聯的,都依據於流氓的階級地位社會職業而產生。
《流氓問題》決議案深刻指出了流氓對革命的影響和危害:“基於紅軍中的流氓成分,產生出許多錯誤的政治觀念和組織觀念,如流寇主義、單純軍事觀點、逃跑主義、燒殺政策、肉刑政策、懲辦制度、個人享樂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小團體主義、極端民主化等等,非常之不利於革命。特別是在革命高潮飛快到來加緊佈置全國總暴動爭取全國勝利的時候,各種右傾機會主義的流氓意識如不克服,流氓成分如不洗刷,鬥爭的前途是要發生許多危險的。”
黨對流氓應取何種策略?《流氓問題》決議案說:“黨對流氓的總策略應該是:把流氓從統治階級底下奪取過來,給以土地和工作,強迫其勞動,改變其社會條件,使之由流氓變為非流氓。”鑑於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歷來的指示和安於會贛四縣邊界特區委的經驗做法,決議案特別強調要堅決洗刷紅軍和赤衛隊等革命武裝中的流氓成分,強調“雖然不是說要把現在紅軍中的流氓成分在二十四小時內掃數開除出去,但必須有計劃的以工農鬥爭分子代替流氓,堅決的反對黨內庇護流氓。對於流氓存著‘還有革命希望’的幻想,主張‘三教九流的人都可進紅軍’,‘游擊戰爭時不要打流氓,總暴動時方可打流氓’,‘只要官長領導得好,士兵的組織成分是不要緊的’,以及什麼‘現在不要流氓,將來也不要農民了,將來也不要工人了,剩下一個共產黨’等等錯誤的怪異的觀念”,應給予嚴肅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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