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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遼軍在唐河之戰後依舊陳兵於宋境的這個嚴峻的現實,公元989年的這個新年對趙光義來說註定是一個窩火的新年。就是在這樣的一種無比屈辱又無可奈何的情勢之下,趙光義下令文武群臣上呈邊備禦敵之策,簡單點說就是讓大臣們上言宋朝應該如何對待和處理宋遼兩國之間的關係。
這一次向舉國朝臣問詢國防大計也是趙光義這個生性要強的皇帝破天荒地頭一回放低自己的身段,好聽點說這叫廣開言路,刻薄的說法就是他自覺在這方面他已經黔驢技窮。當然,這些事跟武將們其實沒什麼關係,一來他們也沒啥文化,你讓他們舞文弄墨也實在是太過為難人家,二來這場戰爭打成這個鬼樣子,遼國人就在國境內橫行無忌他們卻毫無辦法,這讓他們還有什麼臉面在國防事宜上指指點點?於是,這活兒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文官集團的身上。那好,既然這次是皇上自己主動要求受虐,宋朝的這些學富五車的大才子們也沒跟他客氣,一時間宋朝各級文官的上疏如雪片一般飛到了趙光義的御案之上。
眼下宋朝主動跟遼國開戰肯定是不行的,因此這些奏疏幾乎是清一色地在陳述該如何進行防禦,而防禦也是要分積極防禦和被動防禦。剛剛被罷免宰相之職的李昉以元老的身份建議趙光義行漢唐之初對匈奴和突厥的親善政策,就是用各種好處籠絡遼國人,然後雙方訂立和約從此和睦相處天長地久。
怎麼樣?這看著像是沒出息的軟骨頭吧?然而,史稱“時論稱之”。當然,這也怪不得李昉,兵者,兇器也,“知書達理”的書生們怎麼可以動不動就喊打喊殺呢?可是,這些人只看到和提到了漢唐之初向敵國俯首,但卻對以後漢唐的報復導致匈奴無以為家和突厥亡國滅種的事實選擇了視而不見,他們所追求的只是眼前的苟安,對於將來的打算他們更是隻字不提。
不過,以李昉為代表的這種論調只是其中的一種聲音,文官集團裡面也是有狠角色的,前南唐的宰相、現在的宋朝戶部侍郎張洎的上疏就沒有李昉這麼綿軟柔和。
關於張洎這個人,因為他的人品有問題,我曾說不過不想再提他,但這人實在是有些才華,宋初的歷史裡他的名字幾乎繞都繞不開。此人能夠被李煜賞識並被重用不是沒有原因的,他能被趙匡胤賞識也不是無緣無故的,而他真正的高光時刻還是在趙光義當政之後。
客觀地說,除開軍事上的短板,趙光義做皇帝絕對是一個明君,而張洎這種人堪稱丈量一個皇帝成色幾何的標尺。如果趙光義是宋徽宗,那麼張洎很有可能就是另一個蔡京,可如果皇帝是明君,那麼他就是一個能臣,但以他根深蒂固的人品他不可能成為一個正臣。縱覽宋初所有被滅國之後歸降宋朝的臣子,張洎絕對是混得最好的那個人,他最後官至參知政事,距離宰相之位僅咫尺之遙。總而言之,這人真的很有才。
張洎在自己的奏疏裡一上來就先給了趙光義一個耳光,他直言趙光義不應該在戰事上對前方的將領過多地指手畫腳,而是應該給予主帥一定的自主權。接下來,他闡述了自己的禦敵之策:在宋朝喪失了長城和燕山的地理屏障優勢之後,宋朝只能用人盾來抵禦遼國人的南犯,具體措施就是在邊境設立三座軍事重鎮,每城屯兵十萬互為依託,力求做到將遼國人擋在邊境線上。如此一來,遼國人再次入侵就不敢肆無忌憚地長驅直入,畢竟撇下身後的三十萬大軍於不顧繼續悶頭往前衝無異於就是在自尋死路。
同時,張洎也對內政發表了自己的意見:罷天下之不急之務,停建土木工程,裁撤冗官,積蓄錢糧,整軍備戰。等到時機成熟再發大軍北上,然後勒馬長城,繼而衝入草原蕩平契丹老巢從此永絕後患。
看到上面這些,不管別人怎麼想,至少我個人很願意給張洎點個贊。
相比於張洎,在朝臣中以敢於“直言諷諫”而著稱的右拾遺王禹偁的上疏就顯得熱辣和詳細了很多。王禹偁的奏疏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內外十條”,先來看外五條。
外五條:
一,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懇請陛下放權於邊關將帥,以利禦敵。
二, 偵邏邊事,罷用小臣。希望陛下選用能臣掌理邊關重鎮,諸如賀令圖之輩雖有愛君之名卻無愛君之實,到最後反而弄得邊疆之民生靈塗炭民不聊生。
三,招募間諜,為我所用。在遼國境內許以重利招募當地人或遼國的官吏為我方間諜,既可刺探情報又可分化離間對方。
四,以夷制夷,牽制遼國。在西北方向大力扶植黨項部的李繼捧和折御卿,合二者之力對遼國的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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