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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警官，其一，根據監控畫面上來看，沒有直接出現過與三名受害者外形相似的身影。
其二，考慮到受害人與兇手不一定是走路，而是搭乘交通工具來到工地，我又排查了停靠在工地附近的車的車牌，結果都是計程車，也就是說，受害人可能與作案人共乘計程車來到工地。
其三，柏沙路工地，距離琴湖公園噴泉拋屍點約750米，從工地到公園的一條小巷沒有監控，是周邊唯一的監控盲區。
燕海街工地，距離亞拉小區健身器材拋屍點約800米，夜間施工期間，道路維修讓原本的監控處於暫停狀態。
雨花巷工地，距離地鐵3號線貝蘭大街A出口拋屍點，直線距離僅500米，一條廢棄的人行便道，貫穿工地和地鐵出入口，隱蔽性極高。
作案人大機率是從這些地方離開，前往拋屍點。”
舒良策沉默了一下。
距離近、盲區多、路徑隱蔽，三處工地的選擇幾乎完美符合罪犯的需求。
看來這個作案人並不是隨便選擇拋屍地點，而是很冷靜地思考過作案環境與拋屍點的距離，以避免長時間的運輸造成不必要的風險。
那問題來了——
作案人向放貸分子購買隱私資訊，從中篩選目標；
用家用清潔劑處理屍體，用隨處可見的材料製作工具；
就連拋屍點和作案環境都選擇得天衣無縫。
如此冷靜和縝密，作案人在面對受害者的時候，是一種怎樣的心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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