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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天下,則無桀紂;無桀紂,則無當時之亂;無堯舜,則無將來之弊矣。故曰天下治也。楊子為我說如此,以哲學論,亦可謂甚深微妙;或以自私自利目之,則淺之乎測楊子矣。”現代學者們對楊朱合理的利己主義的同情理解,正與王弼在闡釋《損》卦九二:“弗損,益之”時,所提出的“九二不損而務益,以中為志也”的中道說,是遙相呼應的,亦表明了人們對合理的利己主義的道德價值的認同。因為真正的或合理的利己主義,為了保持自己的生命、利益或幸福,雖不會有意地作利他之事,但至少不要危害別人的幸福,才可算得利己。“且自保自利雖系自然的本能的要求,亦雖有相當的才智學養,方能維護自己的利益;亦須有相當的修養和剋制,方能不致損害別人的正當利益。故利己主義,亦有其道德價值。”

楊朱的政治主張是建立一個“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的社會 。《說苑·政理》記載,楊朱曾與梁王論“治天下如運諸掌然”。他把自己比成堯舜,自稱是“得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的賢人。他不治家,而專門從事政治活動。韓非說楊朱與墨翟一樣有治世之才。

楊朱反對法先王。他認為捨棄當今的人而去讚譽古代的先王,是讚譽枯槁的死人骨頭。因此,他主張建立新的社會。這種政治主張是從\"為我\"而不\"侵物\"的學說衍生出來的。即一方面從“損一毫而為天下,不為也”,衍化出“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另一方面,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還應衍化出:人人不以天下大利,人人不易其脛一毛,天下治矣。就是說,人人都不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貪天下大利而拔自己一毛;人人都各自為自己,而不侵犯別人;這樣天下就太平無事了。

因為楊朱認為生命比一切都重要,而生命對人只有一次而已。因此,他強調的只是個人的利益,而不重視國家的利益,從而導致了無君論。

楊朱認為治理這個社會的人要\"賢\",而且要有謙虛的美德,“行賢而去自賢之心”,即行為賢德而不自以為賢德。楊朱認為,這個社會的成員都應該謹小慎微。《荀子·王霸》說楊朱哭“歧路”的故事,就反映了這種心理狀態。這個故事說,楊朱走到十字路口,感慨地說:\"在這個地方要是方向走錯半步,就會導致千里的差錯呵!”因此,他傷心痛哭起來。楊朱哭“歧路”正是為了人生的道路。如果不慎而選錯了道路,就會貽害無窮。楊朱理想社會里的成員,既要“為我”,又不“侵物”。但要做到這兩方面並不容易,在生活中每一步都要認真考慮才行。

楊朱主張建立人人為自己而又不侵犯別人的社會。但是,這種社會在階級社會里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它只不過是人的美好幻想而已。正如《韓非子·八說》批評楊朱時指出的那樣:楊朱的主張雖然明察,但並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根本行不通的。

《孟子》說:“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盡心上》)《呂氏春秋》(公元前三世紀)說:“陽生貴己。”(《審分覽·不二》)《韓非子》(公元前三世紀)說:“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輕物重生之士也。”(《顯學》)《淮南子》(公元前二世紀)說:“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泛論》)

在以上引文中,《呂氏春秋》說的陽生,學者們已經證明就是楊朱。《韓非子》說的“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的人,也一定是楊朱或其門徒,因為在那個時代再沒有別人有此主張。把這些資料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楊朱的兩個基本觀念:“為我”,“輕物重生”。這些觀念顯然是反對墨子的,墨子是主張兼愛的。《韓非子》說的楊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與《孟子》說的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有些不同。可是這兩種說法與楊朱的基本觀念是一致的。後者與“為我”一致,前者與“輕物重生”一致。兩者可以說是一個學說的兩個方面。

差不多和墨子在同一時期的哲學家楊朱,和墨子的思想極為對立,他反對墨子的“兼愛”,主張“貴生”“重己”,重視個人生命的儲存,反對他人對自己的侵奪,也反對自己對他人的侵奪。正如另一位大思想家、儒家學派代表孟子所總結的那樣:“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楊子主張的是‘為我’,即使拔他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利,他也是不幹的,而墨子主張‘兼愛’,只要對天下人有利,即使自己磨光了頭頂,走破了腳板,他也是甘心情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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