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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生泣淚興亡嘆
自泰山論劍起,江湖的風雲變幻便與朝代的興衰更迭緊密相連,而在這歷史的宏大敘事背後,卻是無數普通百姓如螻蟻般在生死邊緣掙扎的慘痛現實。
南宋末年,朝堂之上奸臣當道,賈似道之流專權誤國。他們結黨營私,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在臨安城中,那些達官顯貴們的府邸雕樑畫棟,金碧輝煌。每至夜晚,華燈初上,府內絲竹之聲不絕於耳。達官貴人們身著綾羅綢緞,圍坐在擺滿山珍海味的桌前,推杯換盞,醉生夢死。他們品嚐著從各地搜刮來的珍稀食材,有產自南海的魚翅、燕窩,有北方草原的熊掌、鹿筋,還有江南水鄉的鱸魚、螃蟹。而在這奢華府邸的門外,卻是另一番景象。衣衫襤褸的乞丐們蜷縮在牆角,在寒風中瑟瑟發抖,眼神中滿是對食物的渴望與對生存的絕望。許多貧苦百姓家中無米下鍋,老人孩子餓得面黃肌瘦,只能以野菜、草根充飢,甚至出現了易子而食的人間慘事。
南宋的軍隊在面對蒙古鐵騎時,由於貪官汙吏剋扣軍餉、中飽私囊,士兵們裝備簡陋,訓練不足。許多士兵連一件完整的鎧甲都沒有,手中的兵器也破舊不堪。而那些負責後勤補給的官員們,卻將本應用於購買糧草、軍備的錢財裝入自己的腰包,導致士兵們在戰場上常常食不果腹,戰鬥力低下。在襄陽保衛戰中,城中的百姓們與守軍一同浴血奮戰,苦苦支撐。然而,由於貪官的阻撓,城外的援軍遲遲不到,物資補給也被截斷。百姓們在城中忍受著飢餓與疾病的折磨,卻依然堅守著對南宋朝廷的忠誠。最終,襄陽城破,無數百姓慘遭屠殺,鮮血染紅了城牆與護城河。
元朝崛起後,本以為能迎來太平盛世,然而百姓們的苦難並未減輕。元朝的統治階層中,同樣不乏貪官汙吏。在地方上,一些蒙古貴族和漢族官僚相互勾結,強佔百姓的土地。他們將大量的良田據為己有,迫使農民淪為佃戶,承受著沉重的地租。許多農民辛苦勞作一年,收穫的糧食大半都要上繳給地主,自己只能勉強餬口。若遇上天災,莊稼歉收,農民們無力繳納地租,便會被地主無情地驅趕,流離失所。
元朝的賦稅繁重且種類繁多。除了常規的田賦、商稅,還有各種苛捐雜稅,如鹽稅、茶稅、酒稅等。鹽稅的徵收尤為苛刻,官府壟斷了食鹽的生產與銷售,將鹽價定得極高。普通百姓為了購買食鹽,不得不拿出家中僅有的錢財,甚至有人因買不起鹽而只能吃淡食,導致身體虛弱,疾病纏身。在城市中,手工業者們也深受其害。他們要向官府繳納高額的手工業稅,還要忍受官府的盤剝與壓榨。許多小作坊因無力承擔賦稅而倒閉,工匠們失業,生活陷入困境。
在文化方面,元朝統治者雖然推行多元文化政策,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卻對百姓進行了思想禁錮。一些貪官汙吏利用職權,打壓漢族知識分子。許多文人墨客因不願與貪官汙吏同流合汙,或因作品中表達了對現實的不滿,便被誣陷迫害。他們失去了晉升的機會,甚至被迫害致死。一些書院被關閉,學術研究停滯不前,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受到了嚴重阻礙。
元朝後期,政治腐敗愈發嚴重,自然災害頻發,百姓們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黃河氾濫,洪水淹沒了大片的農田和村莊,無數百姓喪生。而元朝政府在救災過程中,貪官汙吏們卻挪用救災物資,中飽私囊。原本用於賑濟災民的糧食和錢財被他們剋扣,真正發到災民手中的寥寥無幾。災民們在洪水過後,無家可歸,又得不到有效的救助,只能在飢餓與疾病中苦苦掙扎。
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紅巾軍起義便是在百姓們對元朝統治極度不滿的情況下爆發的。起義軍提出了“均貧富”“等貴賤”的口號,得到了廣大貧苦百姓的響應。然而,在起義過程中,一些起義軍將領在取得一定勝利後,也逐漸被權力和財富腐蝕。他們開始貪圖享樂,掠奪百姓的財物,與元朝的貪官汙吏並無二致。例如,某些紅巾軍將領在佔領一座城市後,便住進了原元朝官員的豪華府邸,搶奪百姓的糧食和金銀財寶,使得當地百姓對他們由最初的支援轉為失望與怨恨。
明朝建立後,初期雖採取了一系列休養生息的政策,如減輕賦稅、鼓勵墾荒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腐敗的問題再次出現。明朝中期,宦官專權現象嚴重。王振、劉瑾、魏忠賢等宦官把持朝政,他們與朝中的貪官汙吏相互勾結,形成了一股強大的黑暗勢力。
在土地兼併方面,明朝的皇室宗親、官僚貴族們大肆兼併土地。他們透過巧取豪奪的方式,將大量的土地納入自己名下。在江南地區,一些大地主擁有數千頃土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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