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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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沒有人說話。

趙大嶺似笑非笑地看著白南，道：“你小子，這個事兒就是過不去了啊，一場鴉片戰爭是非打不可了。”

白南沒有什麼笑意，很是嚴肅，道：“不是我個人的執著，而是現實上，除非一場戰爭打破清國現有封閉的結構，攫取到我們需要的東西，否則，無論是通商還是移民，我們都會面對清國的種種限制，使得我們的發展也飽受負面影響。”

因為涉及軍事行動，所以軍方的幾個高層也都出席了會議，劉放吾眉頭深鎖，他本能地就非常排斥對清用兵，民國那會兒的人因為離著滿清還算近，所以對於前朝也沒有後世皇漢崛起後那種除之後快的情結。劉放吾本身見識過內戰的殘酷，更是對中國人打中國人深惡痛絕。

可是，白南在計劃書中一條條一件件羅列的十分清楚由於腐化的官僚體系以及封建特徵，清政府會不遺餘力地打擊移民出洋的行動。在公開渠道上根本無法進行移民的徵募，而且即便是私下裡做這些事，也會面臨政策和管制的風險。而且從這一次的候鳥計劃就能看出，跟不跟唐人做生意，只不過是官員們主觀想法的問題，唐人的貿易隨時都受著不可控的因素影響。事實上，這個時代的歐洲人吃這個大虧吃得更多。清政府經常在貿易上出爾反爾，給歐洲商人造成不可預估的損失。

比較典型的就是1759年的洪任輝事件，在乾隆前期清朝是四口通商，英國人比較習慣在廣州進行貿易，不過在1755年，東印度公司的翻譯洪任輝（詹姆斯·弗林特），帶領一艘商船來到浙江寧波。他們受到了當地官員熱烈的歡迎，並且關稅和雜費也要比廣州更低。再加上江南本身就是他們的主要採購品茶葉和絲綢的產地，比廣東更為近便，價格更低，所以英國東印度公司就把重點放在了開闢寧波貿易上。

但是對外商殊無好感的乾隆，親眼所見浙江海上外國商船泛舟，而且還都攜帶武器，大量貨物販售給外國人，最終在他在1757年廢止了四口通商，僅廣州一地通商，並且禁止官府直接與外商進行溝通，由廣州十三行進行中介（乾隆認為官員直接接待外商，有失天朝尊貴身份）。這裡面當然還有廣東官員和浙江官員的鬥法，如果外商統統跑去寧波，自然會嚴重影響廣東官員們的荷包收入，所以才向乾隆告狀，最終促成了這件事。

不甘心的洪任輝乘船來到天津，找了一名通譯，寫了中文的訴狀，並將訴狀經由賄賂直隸總督，使其轉交乾隆皇帝。洪任輝在訴狀中控告粵海關官員貪汙及刁難洋商，並代表東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變外貿制度。乾隆不僅沒有體察外商的情緒，反而勃然大怒，認為這種行為大失天朝體面，而且懷疑他是“外借遞呈之名，陰為試探之計”。結果，洪任輝被驅逐出境，而那位替洪任輝代寫訴狀的通譯，竟落了個被斬首示眾的下場。

白南用了非常多的例項和敘述，來佐證自己的觀點。也就是在現行的清朝制度下，大唐共和國希望完成自己通商並獲取移民的目標，是極難的，而且面臨巨大風險。當然白南在其中不可避免的有自己的私心，說什麼穿清不造反、菊花套電鑽之類的，白南倒不見得有如此心思，但是站在一個民族主義者的角度上來看，想要中華民族領跑世界，稱雄全球，僅僅靠發達一個建立在北美西海岸的大唐共和國不夠。或者說，憑大唐共和國的體量，不足以代表整個中華民族。

華人的主體還是在中國的，他們仍舊貧窮落後、愚昧無知，只有開啟他們的眼睛，讓他們進入到時代的滾滾潮流中來，才有希望改變這個時空，成就不凡的事業。

穿越後，絕大多數人都不會有心思去清朝生活的，因為那種生活方式和風俗文化，已經不能接受他們。而真正去改變一個人口三億、幅員上千萬平方公里的巨大國家，單單是這種蛇吞象的事情，就已經讓一切正常的人望而卻步了。有著安分守己性格的華人，更希望能夠過好自己的生活，至於遙遠的清國，跟他們關係不大。

十三萬穿越眾裡，多是踏踏實實的本分人，他們沒什麼見識，更沒有多少後世資訊轟炸下的狂想。現代眾裡倒是有一些帶著反清情緒的年輕人，但是現實是當他們真正來到這個事情面前時，他們根本無從做起，連喊口號的精神都被削弱了。

這世上，大部分人都是嘴炮或者妄想，只有少數人會真的去做事，白南就是這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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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杜鵑計劃（下）

白南打算對清作戰在政界並不算是什麼新聞了，早在候鳥計劃之前，白南就希圖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