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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工資級別。同一天,我與沫東公社赤腳醫生喻家慧結為伉儷,在竹林環繞的農家小院裡,我有了自己的家。

一個晴朗的日子,川報女記者陳存瑞來蘆山採訪,特地到蘆陽中學看望我,帶來了川報總編輯許川和西南服務團許多老戰友的問候,說:“你當年是才子,雖歷經坎坷,卻沒有磋砣歲月,你一定能把書教好,還可以提筆寫作。”他回報社後寄給我不少參考材料和稿箋紙,於是,我重新試筆,陸續在報刊上發表了《豆姑娘》、《摘茅梨》、《放木排》、《蘆山的綠菜》和《我是農民》等散文和詩,歌頌改革開放的春風給大地以復甦的景象。剛創辦不久的地區文藝刊物《青衣江》邀我參加筆會,使我萌發了回到文化界的願望。

1980年暑假,我回到闊別15年的成都度假,住在川報招待所,看望原來的老領導、老同事和老同學。時任省科委副主任的李力眾邀我到《科學文藝》當編輯(後因蘆山縣委不放我而未能實現),他說:“你還不滿五十,還可以大有作為。”一天,我和已回成都工作的陳德外一起去訪川大的熟人譚洛非、周浩然、趙迎生和李峰銘,他們都樂意幫忙把我調回成都,並說:“你是先知先覺,你對鐵托的評價如今得到世人普遍認同,說出真理付出了這樣高的代價。”這使我感到安慰。拜訪省電臺副臺長、川大中文系老同學秦育聰時,他態度誠懇地說:“你當年雖遭到了冤枉和批判,真理畢竟在你這一邊,如今繼續努力吧!”當他送我們到門口時,省臺正在播放《四季歌》和《天涯歌女》,陳德外不由得朝我一笑:“歷史真會捉弄人,當年秦兄寫文章批判這兩支歌,說它們不健康,反映了庸俗的小市民情調,今天他主持的文藝部重放鮮花.誰是誰非,歷史大概是最好的證人!”

1981年,我由蘆陽中學調到蘆山中學,教語文和英語。l982年暑假,《青衣江》決定調我當編輯,好友胡良柱、鍾堅、駱良琮、週日璉、孟賢洲、楊棟臣等送別,希望我永遠記住蘆山這片土地,大家都十分珍惜在這裡建立的友誼。

雅安是一座綠蔭覆蓋、碧波環繞的雨城。l982年9月我剛來時,又成了陌生人,一個人在辦公室安張小床,夜裡聽颯颯的秋風、淅淅瀝瀝的秋雨。但我總算實現了業務歸隊,先任編輯,後任副主編、主編。其間還到*當過半年地委工作隊員,甚至還當過編劇,為地區拍攝的電視片編寫指令碼。

環境雖然有些艱苦,但比起囚徒生活,相去實不可以道里計,除了編好刊物,還要大力培養本地區的業餘作者,到七縣一市開作者座談會,講課,個別談心,組稿,潤色作品。我和幾十位文學愛好者交朋友,態度都很真誠。當我看到他們的佳作在大型期刊上發表或有專著付梓,像自己的兒子出生一樣高興。

1983年6月,我把家從山鄉遷到雅安,只有兩床、兩桌、一椅,幾個小凳和一堆書,一輛1噸半的工具車都裝不滿。苗溪老朋友李樹人來寒舍作客,說:“你家環境蕭然,徒立四壁,但你有豐富的精神財富,可稱改革開放的翻身戶。”

為了提高業餘作者的寫作水平,《青衣江》多次舉辦詩會、筆會、改稿會,請省內名家陳之光、李友欣、流沙河、白航、劉濱、尹在勤、何開四等講學或輔導。我也多次到外地考察,參加筆會,擴充套件視野,星期天也堅持上班,把自己鎖在辦公室裡讀書或寫作。這就苦了妻子,她一個人在家裡忙家務,還要陪兒子讀書。她總是說:“你忙你的,家裡事不用你操心。”這樣,我在雅安補了不少課,還在雅安市舉辦了文學講座,講《新時期文學發展的軌跡》。有一晚在影院看電影,影片放映中,忽然有個戴眼鏡的人按住我的肩膀,說:“你還認識我嗎?我是你在省看守所的同窗,原省法院的趙家齊,你把雅安的文學搞得熱火朝天,怎麼講座票也不送一張給我?”難友重逢,實為緣分,此時他任雅安地區律師事務所主任,與苗溪一位女性戰建華結了婚,以後我們兩家常有過從。

1984年7月,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接著加入四川省作家協會和文藝評論家協會。籌建雅安地區作協時當選為副主席,還被地委聘為特約政研員。四川大學補發了我本科畢業證書。好笑的是,畢業日期寫的是l961年7月,而校長卻是如今的校長,我忍不住又寫了一篇散文《遲到的畢業證》。

這時,電大和省幹部函授學院,先後聘我為輔導教師,輔導《寫作》課和《現當代文學》課,反映還好。接著又聘我作畢業論文的輔導兼答辯教師。我和社會各層面建立了聯絡,在文化、教育、新聞、文學各界有一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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