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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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過、奮鬥過、拼搏過，沒有辜負煉獄的折磨和難友們的期盼。

88賢妻是位農家女

她是農家的女兒，l979年秋我們走到一起，那年她35歲，我46歲。

她叫喻家慧，出生在蘆山縣沫東鄉山花村，父親是位老中醫，小學畢業就到縣中醫院學醫司藥，向凌琢如大夫學接生。困難時期她與一位民警結婚，生一子，後來民警轉業，她下放當農民。l966年那位民警因公犧牲，她與兒子相依為命，苦守了13年。為了接生，她經常夜走山路，提著馬燈深一腳淺一腳地在崎嶇小路上行走。產婦順利分娩，聽到嬰兒的第一聲啼哭，她感到這是最大的幸福和滿足。一次，黎明前趕回家裡，自己的兒子已從床上翻跌到地上睡著了。

她性格善良，手腳麻利，極富同情心。我們結婚那天，恰是我落實政策的日子。她說：“今後我們就同甘共苦吧！”

當時我在縣城任教，她在合作醫療站上班，週末才能相聚。這時，彼此都有許多話向對方傾訴。寒暑假是更快樂的日子，或一起在自留地裡汗流浹背地勞動，或到河溝裡洗衣，雙手沾滿肥皂泡沫，或在家裡聽廣播站播放我的詩文，或聽我唱熟悉的中外歌曲，彼此感到分外幸福。l980年11月，我們的男孩降生，他哥也很鍾愛這個弟弟，給家庭帶來無限的生趣。

1983年，我們的小家遷到雅安，生活清苦，大兒子留在鄉間學木匠，她放棄了從醫的職業，在機關當清潔工。記得初到雨城的第一餐，我們只買了一角錢的黃豆芽。蔬菜、肉食和水果都很少，她無疑作了很大的犧牲。只要我感到充實，她似乎也分享了快樂。夜裡兒子生病，她從不把我喊醒，總是一個人揹著兒子到醫院看病。家鄉有親友來作客，她總是傾其所有，殷勤招待，盡一位賢妻良母的責任。

1988年夏，我們喬遷成都，距家鄉更遠了。她當過門衛，包過冰糕，後來失去社會工作，相夫教子成為生命的全部。處於更年期的她精神憂鬱，患了神經官能症，一次服藥過量瀕臨死亡，多虧及時搶救方免於難。我痛心地感到對她關照不夠，為未能做一個好丈夫而內疚，而她則全身心地支援我的事業，從未說半個不字。我從落實政策起作出的一切成績，都和她的心血與勞動分不開，“軍功章有她的一半”。

隨著我辦離休，我們逐漸回到二人世界，賢妻成了老伴。每天晨練在一起，買菜散步在一起，探親訪友在一起，幾乎形影不離，鄰居都誇我們是模範夫妻。新世紀以來，我視力減退，讀書困難，她又成了我的伴讀，每天抽時間為我讀新到的報刊，如《讀書》、《隨筆》、《炎黃春秋》、《作家文摘》，有時還為我通讀十餘萬字的書籍。我們在一起交流的時間增多，她的見識和水平也有所提高，對看過的電視劇也常談些見解。我偶而忘記日課，她還催我“讀書了”，這使我的晚年得到極大的安慰。

她逐漸適應了城市生活，說：“我一生有許多遺憾，書讀少了，沒有能繼續從醫，放棄了心愛的工作，但能和你在一起，使你得到成功，這些遺憾也就算不得什麼了。”作為大山的女兒，她仍然常常向往山裡的生活，每逢久旱不雨或大雨滂沱，便想起田裡的莊稼，有時還回憶起童年上山砍竹子、摘茅梨，或與夥伴們嘻哈打笑地唱山歌，或到溪水裡洗浴，也常想起我們新婚時的種種趣事。每當想起在底層的生活，我們便會增添無限的信心和勇氣。

我們都來自平民，又迴歸平民。也許，那平凡而平淡的生活恰恰是最真實最有情調的生活——憂喜參半，有滋有味，那是人世間的福分。

89劫後喜重逢

失落多年的親友們逐漸恢復聯絡，我姐在80年代初落實政策，女兒、女婿把她從勞教場所接回家裡，過上正常人的生活。但她患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症，過不慣農家生活，又回到廟裡，後因病辭世。可憐這位北師大經濟系的高材生，一直沒有能將所學為社會作出貢獻。她女兒劉麗蘋學習成績優秀，因政審不合格，未能升學，下放農村後在供銷社作售貨員，和一位赤腳醫生結了婚，後來落實政策回到瀋陽任社群委員會主任。她的兩個女兒、一個兒子都是醫生，全家生活美滿。感謝她在我身處逆境時一直給我莫大的鼓勵和幫助，“血濃於水”的親情使我度過了艱難歲月。遺憾的是我一直未能回瀋陽看望她的一家。

田大嫂的女兒田原坤50年代在北大畢業後，和同學汪廷傑結婚，一起分配到重慶長安汽車廠工作，如今都是高階工程師。他們曾到成都看望了我們一家，田大嫂還在我家住了一段日子，她叫李家蘊，和我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