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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解釋原因的理由，一個推卸責任的藉口。
難，都難。《職業病防治法》白紙黑字，職業病防治院不可能冒著違法違規的風險擅自檢查。深圳建築工地多如牛毛，衛生監督所就算24小時輪軸轉也查不過來。建築農民工籤合同率極低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勞動監察要查得滴水不漏，無異於以一己之力對抗數十年的“潛規則”。更難的，自然是這些疲於奔命的農民工，為這座城市的建設賣命十餘年，卻得如今下場。在採訪車上，鍾家泉一路上指著窗外大大小小的樓盤說，這是我蓋的，那是我蓋的。但現實卻是，沒有一家工地願為他證明工作關係。就像《集結號》裡的穀子地怒吼著“我為他們證明”一樣，讓人分外覺得世情冷暖，世態炎涼。
耒陽的走了，張家界的又來了。當時歷史背景和法制環境積累的弊病，在今天得以凸顯，城市發展的代價竟需要他們個人來承擔。集體要求做矽肺職業病鑑定並索賠的這批149名農民工，結果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當中肯定會有一部分得不到他們想要的結果，悄然回家。歷史遺留問題總要解決，因為今天就是明天的歷史。採訪中，一名同行問我如何看待問題產生的原因。我竟然也嘆了口氣，不禁說了句：“這是歷史遺留問題。”
（郭啟明）
他們為何說起性話題來不臉紅
2009年7月，採寫《深圳90後的性與暴力》時，我遇到了一群深圳90後。初時，他們安靜地坐在酒吧裡，只喝飲料，寡言少語，與酒吧的氛圍格格不入，都是乖乖牌，但當我把“性與暴力”這個問題丟擲去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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