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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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許多年來，在我的創作意識裡是沒有題材概念的，我只是在回憶中寫作，在寫作中回憶。這是一個緩慢的認知過程，不是要翻題材的“山”，而是在掘生活的“井”。平原，我是指記憶中的“平原”，一直是我創作中需要一次次重新認知的“大地”，是我創作的源泉。“平原”是我在心中劃出的一塊“寶地”，並非特指鄉村。當然，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鄉村是記憶的根，我也一樣。可我畢竟出生在城市，五十年來，大多時間也生活在城市，人的精神變化是隨著時代重心的轉移而變化的，我的記憶也在發生著變化。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裡，我先後研究了上百個商海中成功與失敗的案例，見識了形形色色的各種人物。在商業大潮的衝擊下，金錢已成了壓在人們頭的上一座大山，一個“賣”字，象濺著火星的烙鐵一樣燙在人們的心上。如今，各種各樣的“叫賣聲”已響徹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人心在燒紅的烙鐵上舞蹈……這部長篇，對於我來說，只是在精神“平原”上另開了一個“視窗”而已。

記者：你以往的作品，對官場、對農村政權的陰暗面大多持批判態度，主要人物多是灰色的或多色調的。在這部長篇裡，你實現了從“官場”到“商場”的成功轉型，在小說中塑造了任秋風這樣一個商人形象。這其中寄寓著什麼理想和思考？

李佩甫：從文學意義上說，我所關注的，並不僅僅是“批判”，而是另外兩個字：“豐富”。社會生活的豐富，人的內心世界的豐富，不是一個簡單的“好”和“壞”的問題，是精神指向的多元。在“大地”之上，人，做為一種“植物”，我關注的是一種生命的過程，是“植物”生長中的豐富性和複雜性。比如“樹”的長勢和紋理，在一定的氣候和土壤之中，它的生長狀態等等。對於任秋風這個人物，我突出的是一個“變”字，這是一個變化中的人物，是一個本意要走向偉大和崇高的人，在金錢的壓迫和冶煉中一步步“投降”的過程，那“白旗”是怎樣一點點舉起來的。有很多個夜晚，我的確是在這個城市裡走來走去，像一個遊魂。我看著燈下的臉，我一直在閱讀人的“臉”，期望著能破譯出一點什麼來。對城市，我已讀了很多年了，這算是我的一個讀本吧。

記者：小說描述了任秋風和上官雲霓、江雪、陶小桃、苗青青幾個女人之間的情感，這些人物在特殊的際遇中，從性格到命運都發生了許多不可控制的變化。你將悲憫的情感更多地藏掖在暴力化的災難場景之中，使親情之愛、人道關懷等更多地成為苦難的支撐點，成為反人性的歷史境遇中一種奇特的救贖力量，從而使故事在人性的揭示上變得非常開闊，也非常豐富。所以，《等等靈魂》給我的感覺是，你試圖在重構一種具有中國經驗的、比自己以往的小說更具歷史豐富性的“敘事”。你是否有這方面的考慮？

李佩甫：生活是很複雜的。比如，單一的年代，我們渴望多元；多元的年代，我們渴望純粹。可單一了，自然會走向純粹，但同時也會導致極端；多元了，自然會走向豐富，但同時也帶來了混亂。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我寫了這個時代的四個女性，這是在鋼筋水泥的叢林中生長的四個都市女性。她們是多麼美麗，多麼敏感，又是多麼柔弱！寫這四個弄潮兒，對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這四個都市女性一旦出現在紙面上，就已經不歸我控制了，她們各自走各自的路，各自有各自的方向和目標……我眼看著她們在情感生活裡越走越遠，而無能為力。這是我無法控制的。所以，我只有任她們按自己的軌跡行走，是她們自己在講述各自的情感故事。這部長篇是貼著生活走的，我不想進入荒誕。

記者：你十分注意小說語言的提煉，從中篇小說《紅螞蚱、綠螞蚱》開始，就形成了自己清新蘊藉、耐人咀嚼的語言風格。在《等等靈魂》這部小說中，我注意到你的語言更加圓熟、具有詩性的張力。音樂般的節奏，詩歌般的句式，細緻入微的描繪，為人們營造了一個可感可觸的藝術氛圍。你為什麼要使用這種美的語言？你刻意追求這種對比強烈的語言效果的目的是什麼？

李佩甫：在某種意義上說，語言就是思維，形式就是內容。時代就像是一艘顛簸的船，在一片嘈雜聲中，在一片暈眩裡，在波及每一個人的“買”與“賣”的漩渦中，在靈與肉的切片一張張掛出去之後，我已顧不得語言的問題了，我只是跟著走。當然，有時候也停下來，把筆尖磨一磨，使它更鋒利些。但是，坦白地說，在這部長篇的表達裡，我幾乎已忘記了語言。

記者：小說最具震撼力的是對細節的精心處理。譬如在敘述任秋風轉業回來看見妻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