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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這一週密利用這些戰俘中反抗情緒的、涉及面很廣的複雜陰謀,那我或許就會採取另外一種不同的立場了。但是,我當時並不清楚,現在也不清楚,共產黨方面為取得宣傳上的勝利究竟準備犧牲他們自己人多少生命。
實際發生的情況是,由於停戰談判的情況看來有了好轉,我請求參謀長聯席會議同意暫時停止調查活動,乾脆把幾個採取抗拒行動的集中營中所有的人都算作贊成遣返回國的人。
參謀長聯席會議立即表示同意,認為,這些戰俘裡任何強烈反對遣返的戰俘,在實際交換戰俘之前,甚至在交換開始之後都還有機會表達他們的意願。
共產黨失去了一次嫁禍於聯合國軍的機會,而且,在和平即將來臨之際,一次無謂的犧牲得以避免,對此我感到十分高興。然而,我的本意並不是要集中營放鬆紀律或管理。戰俘問題最終還是我的事情,儘管具體的處置權已授予集團軍司令。處理戰俘問題是集團軍司令的主要職責,因此我不久就提醒他要履行自己的職責。
五月初,我所轄部隊的憲兵司令視察了巨濟島上的戰俘營,並向我遞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報告,指出那裡的管理很不得力。曾發生過好幾起戰俘短期扣押聯合國軍軍官作為人質的事件。在某些抗拒最堅決的集中營裡,戰俘們甚至不讓將提供給他們的食物和用品送進去,我立即給範弗裡特發出一份措詞尖銳的電報,提醒他,儘管放棄了調查計劃,但仍須保持正常的管理。而從範弗裡特的反應來看,他關心的好象是這樣的事情,即憲兵司令竟然在通知他範弗裡特之前就將在集中營看到的情況報告了總部。
根據這份報告,我覺得很難理解為什麼對後來很快又發生的驚人事件就不能有所預見,有所準備。五月七日,共產黨戰俘扣壓了聯合國軍戰俘營司令弗蘭克·多德准將,並且揚言,如果他們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就把他殺綽。
這位準將是在沒有適當警衛跟隨的情況下去會見共產黨俘虜的。這些俘虜詭稱要與他就一些不滿的事情進行談判。
他們一將他抓到手就宣佈說,如果我方人員開槍,他們就結果他的性命。多德本人則傳出口信,要求當晚(當時已是下午較晚的時候)五點鐘之前不要派部隊去解救他。範弗裡特指示,除非第8集團軍司令親自批准,否則,不得使用部隊解救多德。因為,問題不單單是多德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一場大規模的越獄行動好象已迫在眉睫。如果動用部隊,看來肯定要在雙方引起一場惡戰,在戰俘中將會造成嚴重的傷亡,結果會產生極其惡劣的影響。
這次危機差不多就是在我預定啟程赴歐洲的前夕發生的。我奉命到歐洲接替艾森豪威爾將軍,他當時正準備參加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競選活動。在多德將軍遭到劫持的訊息傳到我這裡時,我的繼任者馬克·克拉克將軍已經到達東京。我立即讓我的參謀長多伊爾·希基召集我的主要參謀人員舉行一次晨會(五月八日)來研究這一事件。我準備會後立即啟程前往朝鮮。由於這件事四天之內(我已接到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命令,要我於五月十二日離任)將全部交給克拉克將軍負責,所以我要他和我一同前往。但是,我還是決心自己和範弗裡特一起先制定一個解決這一棘手問題的方案,而不想如此草草地將問題丟給克拉克將軍,增加他的負擔。
在我們到達東京之前,範弗裡特已命令增援部隊由釜山開往巨濟島,並且派美第l軍參謀長查爾斯。科爾森准將接替多德統管戰俘營。多德的職務則被範弗裡特正式解除。科爾森於五月八日到達巨濟島,他立即通知共產黨人多德已不再擔任戰俘營司令職務,並警告他們說,如果在規定期限內未能不加傷害地釋放多德,聯合國軍部隊將開進戰俘營以武力解救他。
與此同時,共產黨人提出了他們的要求,多德則同意充當中間人的角色。起初,他們要求對戰俘聯合會予以承認,並要求在幾個營地之間建立電話和摩托車通訊聯絡。
當克拉克將軍和我抵達朝鮮時,範弗裡特告訴我,他打算與戰俘就釋放多德的問題進行談判。這意昧著,問題的解決至少要拖延四十八個小時。對我來說,這種拖延就意昧著失敗,因而是全然不能接受的。但是,我知道,我們採取的每一個步驟都會影響到停戰談判。
所以我覺得,在下達任何命令之前我都應當首先與我方首席談判代表喬伊海軍上將進行磋商。我們一行飛到了漢城。在那裡,海軍上將喬伊真心誠意地同意我的看法,即任何拖延和姑息都會被共產黨人看作是投降的表示。他還認為,我們應當立即要求釋放多德,並以武力來支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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