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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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爸也是一位工業工程師，在一家公司每週工作70小時。那家公司生產許多產品，其中之一便是梯子。由於梯子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險性，他的公司常常成為訴訟的目標。而又由於我老爸負責設計，他就成了在作證和審訊時為公司講話的首選物件。我不能說我因為他憎恨律師而責怪他，但他們把他的生活攪得一團糟，我卻因此變得對他們十分讚賞。他往往在法庭上和他們爭論8個小時，然後一跨進家門就猛灌馬提尼酒。

那家公司後來破產了，所有的非難當然都指向那些律師。至於管理不善是否也可能是破產的一個原因，我一次也沒有聽他提起過。

烈酒成了他的生命。他變得意志消沉，在幾年時間裡一直沒有一份固定工作，而這實在使我惱火，因為我不得不靠在餐館侍候人和外送比薩餅苦苦掙扎，才能讀完大學。我想，在大學本科4年當中，我和他大概說過兩次話。獲悉已被法學院錄取的那一天，我帶著這個重大的新聞回到家。老媽後來告訴我，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一星期。

就在我這次凱旋兩週之後的一天，他正在雜品儲藏室裡換燈泡，腳下的梯子突然倒塌（我發誓這是真的），他一個倒栽蔥摔了下來。他在一傢俬人療養院裡毫無知覺地躺了一年，直到有一天某個慈悲為懷的人讓他斷了氣。

舉行葬禮後過了幾天，我提出可以訴訟索賠，但老媽硬是不願。而我也一直在懷疑，他從梯子上摔下來的當兒，恐怕還是半醉半醒的。再說他又無職業，分文不掙。根據我們的傷害索賠制度，他的生命並無什麼經濟價值。

我的老媽獲得了一筆總數5萬美元的人壽保險賠償金，接著就令人不快地改了嫁。我的後父是個退休的郵局職員，生於托萊多，性格很單純。他倆大部分時間都在快快樂樂地跳舞，或是開著一輛溫尼巴哥到處旅遊。我和他們關係很冷淡。老媽沒有給過我一個子兒，說是她要靠這點錢過一輩子，而我已經證明即便身無分文也能活得很愉快，因此她覺得我並不需要瓜分她的錢。我有一個輝煌的未來，可以大把大把賺錢，而她卻沒有，她這樣勸我說。我敢肯定漢克，也就是她那位新任丈夫，正在用財務方面的建議，把她的耳朵灌得滿滿的呢。將來某一天，我們的道路將會再次交叉的，我的路和漢克的路。

5月份我將從法學院畢業，離現在還有一個月。接著還要參加7月份的律師資格考試。我不可能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但我在班上的排名屬於好的一半。在法學院3年我所做的唯一一件聰明事，是早早修完了必修的和難的課程，所以這最後一個學期我才可以這樣輕鬆。

正是我選的老年法律這一門課程，使我來到這一座炎熱潮溼、擠滿了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長者（他們喜歡人家這樣稱呼）的金屬房子裡，此刻坐在搖搖晃晃的椅子上，面對著一張粗製濫造的摺疊桌。在可以看到的唯一一扇門的上方，有幾個手寫的大字，給這個地方標上了“柏樹花園老年公民大樓”這一堂而皇之的名稱，但除了這個名稱本身而外，這兒卻沒有一瓣鮮花一絲蔥綠的痕跡。我在律師用的拍紙簿上隨意塗抹，不敢正視坐在摺疊椅上慢慢向前挪動的人群。

這兒大約有50個老人，黑白各佔一半地混在一起，平均年齡不低於75歲。有些人雙目失明，一打以上坐著輪椅，許多人帶著助聽器。我們聽說，他們每天中午在這兒聚會，吃一餐熱飯，唱幾支歌，偶爾還可以聽聽無望當選的政客聲嘶力竭地發表競選演說。在參加了幾個小時的社交活動以後，他們各自打道回府，然後就掰著手指頭計算還要等幾個小時，才能再回到這裡。據我們的教授說，這是他們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

我們剛好在吃午飯的當兒到達，這是一個令人痛苦的錯誤。他們把我們4個和領隊的斯穆特教授安排在一個角落裡，然後就目不轉睛地望著我們一點一點地吃散發出化學藥劑氣味的雞肉和冰凍豌豆。我的一份果凍是黃色的，這被一個長著絡腮鬍子的老笨蛋發現了，他骯髒的襯衫口袋上方掛著的胸牌上，歪歪斜斜地寫著他的大名：博斯科。我見他嘰裡咕嚕地說著黃果凍，就想把果凍獻給他，外加我的那一份雞。可是這卻給包娣·伯德桑小姐瞧見了。她馬上粗暴地把他趕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伯德桑小姐雖然年近八旬，可行動依然十分敏捷，在這個組織裡擔當著母親、獨裁者和保鏢這種三合一的角色。她像一個老練的選區頭兒一樣擺弄著這批老人，一會兒和這個擁抱，一會兒拍拍那個的肩膀，走到這裡和幾個灰頭髮的女士閒聊幾句，走到那裡又發出刺耳的大笑，但她那雙警惕的眼睛時時刻刻都盯著博斯科。毫無疑問，博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