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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集體所有制的繼續，城市中心未能控制非洲任何地區的經濟，反映出這種遲滯狀態。另一方面，這種遲滯狀態又轉過來維護了誘人的平等主義和緩慢的生活步調；而這後兩者在仍很有效地保持親屬關係和土地公有制的地區是很普遍的（見第三章第四節）。英國的非洲問題專家巴西爾·戴維森曾推斷：“……非洲和歐洲之間的比較可能對非洲有利。……就這種比較所能有的任何價值而言，歐洲中世紀的日常生活，對一般人及其妻子來說，可能更加危險，更讓人討厭。”
這一明確的判斷無疑是有道理的。但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非洲社會引人注目的特徵之所以能倖存下來，就因為它缺乏歐亞大陸各社會的推動力和不斷的發展。只要非洲人與外界比較隔絕，他們就能維持和享有一種在歐亞大陸諸文明中早已消失的生活方式。但是，當西方的擴張主義抵達非洲沿岸時，非洲人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價。因為地區越不發達，越容易遭受侵略，結果遭到的破壞也越大。班圖農民犧牲“不發達”的狩獵民族的利益，向全非洲擴張，這是事實在近代，工業化的西方的代表犧牲“不發達”的農民的利益，尤其是犧牲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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