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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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一旦政府無法有效控制，這種狀態會迅速顯性化；其三，這種結構使處於壟斷供給狀態下的城市勞動力逐步形成一種“利益結構的貴族化”，這種貴族化結構導致城市勞動力供給需求的結構性不對稱，從而導致失業與勞動力短缺並存狀態；其四，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這種二元結構導致中國勞動力市場整體供求的不對稱，具體表現為，大量高素質勞動力短缺，而低素質勞動力過剩，形成勞動力市場“供給過剩”與“供給短缺”並存的反市場狀態，這種結構性短缺與過剩並存的狀態可能會進一步惡化，制約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形成的二元的勞動力市場結構，在推進市場化建設的程序中，隨著政府管制職能與控制力的弱化，勞動力從低價格市場向高價格市場流動、隱性失業顯性化就成為必然的趨勢。民工潮、高失業在國家經濟改革程序中出現，就成為一種符合市場規律的經濟狀態。加上企業經營、市場競爭、產品結構等問題的出現，進一步‘“火上澆油”，加劇了失業絕對量擴大和勞動力結構性過剩與短缺並存的態勢，形成中國經濟的就業困境。

（2）再看資金市場。中國金融制度是以國有銀行為核心的制度體系構建，主要是為了發揮“強迫儲蓄”職能，保持較高的儲蓄率以支援“政府點菜、銀行掏錢”的國有經濟融資發展模式。因此，在改革前，民營金融作為分散國有銀行吸收儲蓄的競爭對手基本是不存在的，改革後也是十分謹慎發展的。但發展到今天，已經基本形成以產權制度為核心的國有金融與民營金融共同運作的二元結構體系，這樣就人為地劃分為國有金融資金供求市場與民營金融資金供求市場。

我們知道，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金的使用價格（成本）由供給和需求共同決定，作為民營金融，其控制的整個社會資金不足10％，而國有金融控制的社會資金則達到90％以上。國有金融雖然在逐步推進商業化改革，但政府控制模式並沒有實質性改變，政府的資金仍然主要用於支援國有經濟的發展，民營經濟資金使用因所有制歧視和其它因素限制而絕大部分被排除在外。國有金融資金使用的計劃性還很強，因此資金使用成本被人為的壓低，加之佔有全社會資金90％以上，所以，資金的使用成本就比較低。而民營金融則是自負盈虧，其運作是按照市場規則出於盈利目的使用資金，同時，以全社會10％的資金擁有量，遠遠不夠改革後逐步興起、對整個國民經濟增長做出70％貢獻的民營經濟的資金需要，所以，資金使用成本較高。這樣，國家以產權制度為核心形成的金融二元結構導致了資金市場上的二元，不同的市場之間存在巨大的資金價格差異，對銀行來講，即存在著巨大的利差。

銀行是“依靠借別人的錢賺別人的錢的特殊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銀行資金使用的最終目標是為了利潤。因此，在兩個市場存在巨大利差的情況下，資金使用者把資金由低利潤市場轉移到高利潤市場就成為一種理性經濟行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於不存在由民營金融和民營經濟供求形成的資金市場，所以，國有金融資金使用市場在統一價格下運作，不存在資金使用轉移的可選擇途徑。而在逐步邁向市場經濟的程序中，隨著民營經濟、民營金融和資本市場的發展以及政府對國有金融控制力度的弱化，國有金融不僅客觀上使用資金具有了可選擇的方式和途徑，而且主觀上具有了這種能力，尤其是在1998年1月1日中央銀行取消“信貸配額”限制後，國有金融使用資金的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因此，資金作為社會資源的一部分，市場作為其配置方式逐步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與此同時，由於民營經濟自身發展的原因，嚴重妨礙了有效的資金需求，因此，民營經濟發展作為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逐步弱化，引起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走低。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以擴張性貨幣政策為核心實施全面的宏觀調控，以期啟動經濟的發展就無法達到“資金預期流向”目標，反而導致資金在金融市場與銀行之間的“體內迴圈”。

所謂體內迴圈，就是在實施擴張性政策時，由於資金使用成本降低和資金量的擴大，能夠使投資變得更加有利可圖和信貸可獲得性提高，因此，必然提高銀行的貸放積極性和企業投資的積極性。但由於企業的普遍資質較差，加之企業缺乏有效的投資熱點和改革導致的企業風險意識提高，形成在擴張性宏觀政策下“銀行惜貸”與企業“慎貸”並存的反市場現象。因為銀行的資金使用是有成本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銀行把資金違規投向資本市場或進入同業拆借市場牟取利差，從而形成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