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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桓譚認為,千年前詩經裡的這句話,說明早有智者指出月食乃尋常之事。而進入漢朝後,疆土遼闊,天下太平,對日月星辰的觀測也更加細緻。

他記得,司馬遷在《天官書》裡就總結了歷代月食的規律,一針見血地指出:月食,常也;日食,為不臧也。言下之意,月食既然有規律可尋,那當是一種“有常”的現象,不能被看成是惡兆。

可司馬遷畢竟是學黃老出身的,這在漢武朝後被視為“三觀不正”,他的微弱聲音淹沒在諸儒喋喋不休的讖緯預言中。

自董仲舒等漢儒以陰陽五行入經,定天人感應,玄學愈演愈烈,也就沒人把司馬遷苦心造詣的結論當回事。每逢月食,公羊家、歐陽尚書、易、齊詩,各派便紛紛提出觀點,與朝政德行強行牽扯,藉機打擊政敵,甚至能逼迫皇帝廢后下罪己詔……

桓譚作為一個天文愛好者,一位堅定的“渾天說”支持者,老早就懷疑過月食,只可惜那時還沒千里鏡,觀測不便,前朝文獻又被學閥劉歆收走,諱莫如深,桓譚和揚雄都無法得知歷代確切的記載。

他們也曾去問過劉歆,但劉歆卻言之鑿鑿地說:“司馬遷之言,乃是誤謬,月食無常。”

劉歆雖然捲入政治,但學術水平沒人敢質疑,桓譚也就信了。

直到新莽倒臺,前朝文獻落入第五倫之手,甚至在“保護”劉歆家時,還搜出了老傢伙編撰的《三統曆》遺稿逸文,其中很多是未公之於眾的,桓譚回到北方,奉命整理劉歆遺作,這才讀到了一段讓他七竅生煙的話!

“推月食,置會餘歲積月,以二十三乘之,盈百三十五,除之。不盈者,加二十三得一月,盈百三十五,數所得,起其正,算外,則食月也……”

桓譚大為震驚:“原來劉歆早在編撰《三統曆》時,便已根據歷代記載,推算過月食週期了!”

這不是經驗性的總結與目測,而是一整套縝密的演算法,推斷出每135個平朔月,便有次月食季候,平均下來,一年兩次有餘。

然而劉歆明明已離揭開事實只差一小步,卻停下了,甚至掩藏成果,新朝時每逢月食,他也沒少摻和,以陰陽學說抨擊政敵不亦樂乎。

桓譚惱火之後,很快就明白了劉歆的用心:“王莽當初重返朝堂,其中一環,便是借漢哀帝時一次月食,令王氏與劉歆趁機進言,攻擊外戚傅後、丁後一派。”

儘管時隔多年,但只要王莽在位,劉歆一旦捅破了這層窗戶紙,讓老王莽的臉往哪擱?加上劉歆也篤信陰陽,不願承認月食和日升日落一樣,是尋常事,於是就只能自欺欺人:

“天人感應不會有問題,一定是我的計算出了錯誤!”

這老傢伙遂假裝一切如故,讓這計算沉於簡牘之中,直到被桓譚翻了出來。

而當第五倫得知此事後,也頗為感慨,暗想:“果然,當學術牽扯到政治,就別想自由正確了。”

話雖如此,第五倫欲破除日月食乃至於地震、洪水、旱災這些“災異”身上的迷霧,其實也是出於政治目的。

他喜歡一切都在掌控之內,但按照天人感應那一套,卻總是帶來意外。國家這麼大,怎麼可能處處風調雨順,但凡疆域內出了一點災害,都是政治失德造成的,哪還怎麼做事?儘管第五倫已狠狠打壓,但篤信這些計程車人,仍會暗暗形成輿情,對著不滿之處指手畫腳。若是大一統,也隨他們鬧去,可如今吳、蜀尚在,被對方借題發揮引發動盪,煽動民情就不妙了。

所以要選擇最容易推演的月食週期入手,進一步打擊讖緯神學,讓隔壁劉秀、公孫述每逢災異跳大神的舉措,看起來像個笑話。

兩年前的武德七年三月,長安同一天遭遇日食、月食,就鬧得人心惶惶,官府闢謠也沒起到大用,必須要提前預測才行——劉歆《三統曆》中的月食週期確實有錯誤,沒法完全精確,桓譚必須重新推算才行。

差之毫釐,謬之千里,第五倫遂對桓譚的觀測竭力支援,令工坊燒製更加透明的玻璃,改進千里鏡,讓它的倍數一點點增加……

桓譚一點點接近了他想要的“真相”,為了向太學士人們證明月亮的陰晴圓缺並非是體積盈縮,桓譚進行過一次觀測。

那天晚上,夜色清朗,繁星閃爍,一彎新月浮游夜空。桓譚帶著太學百名士人,站在未央宮的觀星臺上,觀測西方白虎第5宿,一顆明亮的星星“畢月烏”,看它怎樣被逐漸移近的娥眉月所掩沒。

當“畢月烏”和月亮相接而還有一些縫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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