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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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給“五反”運動製造困難；他造假帳，企圖矇混過關……。透過這些情節，劇作家比較準確地表現了丁翼平唯利是圖、投機取巧的階級本性，也刻劃了他狡猾而又持重的個性，使人物的性格既具有真實性，又有較為豐富的內容。老舍還寫了丁翼平在黨和政府的教育下，透過“五反”運動，終於對自己的罪行有了認識，逐步走上了接受改造的正確道路的轉變過程。這個過程的描寫儘管比較簡單，有失概念化，然而卻正確地體現了黨對資產階級的政策，也為有不法行為的民族資本家指出了一條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光明出路。因而從藝術處理上講，這是符合歷史真實的，在當時也是有現實意義的。活動在丁翼平周圍的幾個資本家，也大都寫得形象鮮明。五金行商人錢掌櫃，利慾薰心，一毛不拔；另一個五金行商人管清波，野蠻、狂妄、放縱；生意不大的鐵工廠廠主唐子明則膽小怕事，較比安分、正直。和這幾個性格尚屬清晰的資本家形象比較起來，《春華秋實》中所寫的工人形象則顯得單薄，概念。老舍寫了十多個工人，也專門安排了寫工人的場次，但是由於作者不熟悉工人的生活，未能刻劃出一個性格鮮明的工人形象。

老舍動筆寫《春華秋實》的時候，北京的“五反”運動才剛剛開始，生活本身的發展並未給作家提供充足的素材。他動筆寫這個劇本，完全出於一種政治熱情。在《我怎麼寫的〈春華秋實〉劇本》（注：見《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一文中，老舍說：“創作需有熱情；在一個運動中間寫這一運動，熱情必高於事過境遷的時候。我明知道，運動結束了，我才能對這麼偉大複雜的一個運動有全面的瞭解。可是，我又捨不得乘熱打鐵的好機會。”老舍的創作熱情是可貴的。在舊中國，老舍飽經憂患與痛苦，從美國回國之後，突然置身於新中國的燦爛陽光之下，使他長久地沉浸於喜悅、幸福的感情之中。熱愛黨、熱愛新生活的真摯情感和作為人民藝術家的神聖責任感，促使他不斷產生強烈的創作衝動，促使他有意識地、自覺地以自己的創作為現實的政治鬥爭服務。我們看到，老舍的這種創作熱情一旦和他所熟知的生活與人物相吻合，他就會寫得遊刃有餘，得心應手（譬如《龍鬚溝》的創作）。反之，當他遇到自己生疏的題材時，往往會寫得相當吃力和困難。《春華秋實》即屬於後一種情況。這個劇本前後十易其稿，共花去十個月的時間，是老舍耗費精力最多的一個戲。據作者本人講，《春華秋實》的前幾稿，主要是寫運動本身的，類似活報劇，主要情節始終圍繞著一兩個資本家展開，“沒有一個與他們對立的工人隊伍”，後來，隨著“五反”運動的不斷深入與發展，才覺得這種“只見資本家的猖狂，不見工人階級進攻的力量”的寫法，不能反映“五反”運動的真實面貌，於是開始增加工人角色，使工人在劇中佔重要地位。劇本又重寫了兩稿，“五反”運動已基本結束，於是又暴露出了新的毛病：結尾將資本家送交法院的處理，不符合黨的既鬥爭又團結的政策。於是，改，確是一件極為艱苦的事情，它固然表現了作家老舍虛懷若谷的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毅力，同時也說明，如果作家對新的生活、新的鬥爭尚沒有深刻的體驗和感受時，是難以迅速而有效地“緊密配合”現實政治鬥爭的，說明任何試圖圖解政策的辦法，只會造成文藝創作的概念化。這不僅是我們研究了《春華秋實》的創作過程的結論，也是老舍自己的結論。老舍在總結這一劇本的創作時，意味深長地說：“現在我明白過來：從現實生活中體會政策，以現實生活表現政策，才是更好的辦法。這就是說，劇中的一切都從生活出發，使觀眾看過之後能意味到政策，細細地去咂摸，由讚歎而受到感動，才能有餘音繞樑的效果。所謂政策的尾巴，卻正與此相反，它是把政策看成為生活而外的東西，隨時被作者扯過來聽用，結果是政策變成口號，劇中人成為喊口號用的喇叭。”（注：《我怎麼寫的〈春華秋實〉劇本》。）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創作必須從生活出發，現實主義藝術的生命力只存在於生活之中，這是一再為無數創作所證明了的真理，《春華秋實》的創作過程，它所存在的缺點與問題，也說明了這個道理。

同樣可以說明這個問題的，還有寫於一九五五年、反映首都建築工人生活的《青年突擊隊》（四幕八場話劇）。為寫這個劇本，老舍置日益加重的腿疾於不顧，忍著疼痛，從一九五四年上半年開始，就著手蒐集材料，他參觀了一些建築工地，訪問了不少建築工人和幹部，和工人交了朋友。建築工人們利用業餘時間，跑到老舍家裡來，向老舍提供素材，聽老舍朗讀原稿，甚至作全天的討論。老舍喜歡老師傅們的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