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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身，對於中國社會和農民，有著更成熟，更認真的思考。在南方一些省市如廣州、湖南、四川等地，老知青在思想、理論等方面的探討是尤為突出的。這些地區“###”前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比例較大，素質較高，其中不乏出色的人才。一位四川的當年在校紅衛兵回憶說，他當時的感覺是，老知青在思想上比他們更活躍，更成熟，也更激進。學生們當時關注的，多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如兩條路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等，但老知青則更多地將注意力放在經濟方面，他們中很多人熟讀過###的《資本論》：“我後來才明白，他們繞了一個很大的彎子，他們反覆地用###的理論來論證‘###’前中國社會的種種不合理，其實是與他們的切身利益有關的，只有論證了這些不合理，才能證明上山下鄉措施是錯誤的，他們才有改變命運的可能。”
即便是從自己切身利益出發的，他們的學習和探索，他們的目光所及，畢竟達到了當時的在校學生不可能達到的深度，於是，這個時代最振聾發聵的思想解放的號角，最奪人眼目的思想解放的先驅，既未出現於“紅衛兵小將”之中，也未出現在當時的社會精英集團中，而竟然就在這些從未引起人們重視的知青中脫穎而出了。
我們在這裡指的，是遇羅克的《出身論》和張木生的《中國農民問題學習——關於中國體制問題的研究》。
30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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