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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時期一個奇怪的現象。以中國之大,竟無一人大膽的抗議、強烈的控訴,實在是時代的恥辱”。“我知道與強大的傳統勢力宣戰不會有好結果的。但我準備迎著風浪前進”宋文鬱等:《他有了真正的金色衣裳——年輕的###主義戰士遇羅克紀事》,《中國青年》,1980年8期。。經過長期的醞釀和準備,他在1967年1月正式發表了那篇振聾發聵的力作《出身論》。
《出身論》通篇一萬多字,立論嚴謹,事實充分,語言辛辣,文章闡述了兩個大問題:一、社會影響大於家庭影響;二、重在表現。後一個大問題包括四個小題:1�出身和成分完全不同;2�出身和表現關係甚小;3�出身好壞和保險與否毫無關係;4�受害問題。文章尖銳指出,封建血統論之所以猖獗一時,有著深刻的思想根源和政治根源:
有些幹部所以承認並且推行了這一套反動的政策,在理論上是無知的表現,他們分不清什麼是###列寧主義的階級論,什麼是封建地主階級的門第論;在認識上是###的表現,他們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現是本質的,哪些表現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軟弱無力的表現,他們不會給青年人提供表現政治思想的機會,他們不會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當工具,打擊一些人,鼓勵一些人,以推進工作;在政治上是熱情衰退的表現,他們不願做細緻的調查研究,滿足於用出身當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當頭的表現,他們不敢提拔真正表現好的人,怕負責任。於是這些東西一起推波助瀾,形成了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下。在我們黨的身邊所絕對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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