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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飛揚相信談馬錫來華投資,確實看重投資回報,不過要說僅僅是為了投資回報,那就不見得了。
談馬錫雖然是以私營企業的名義註冊,平常也自主經營,但畢竟與新城政府存在著緊密的聯絡,談馬錫的投資行為,先要符合新城的利益,有時候也會成為新城利益的代言人。
國家之間的利益博弈錯綜複雜,新城與華夏之間的關係也是一言難盡,在網路時代,對新城的非議也很多,但實際上新城作為一個城邦小國,又是世界上除華夏之外,僅有的華人佔主體地位,掌握政權的國家,天然地同華夏形成特殊的關係。
表面上看,新城與華夏直到九零年方才正式建交,在東南亞各國當中,基本上是最後一個與華夏建交的國家。但是在新城獨立之處,新城就與華夏展經濟貿易,在華夏恢復聯合國席位的問題上,也投了贊成票。
而在政治上,新城獨立之初,在西方國家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否認華夏的時候,就承認了華夏,並支援恢復華夏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但另外一方面,新城又拒絕同華夏進行整治接觸,不與華夏建立外交關係,甚至對與華夏的人員交流採取限制措施。
箇中原因,比較複雜。一方面是受到當時國際形勢的影響,冷戰時代,兩大陣營對峙,相互敵視,新城本身也存在左和右的鬥爭,新城當時是右派當家,所以在政治上,新城對華夏存在戒懼很正常。另外一方面,從地緣上來說,新城的北方是大馬國,南方是爪哇國,相比新城它們都是巨無霸,而大馬國和爪哇國對華國充滿敵意,對華人當政的新城自然也很戒備,而從世界來看,對東南亞影響較大的美國、英國等,當時也與華國處於敵對陣營,新城為了自保,也只能跟華國劃清界線。
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當時華國國內的情況也並不穩定。
到後來華國的情況穩定以後,新城與華國的關係也開始逐漸向好。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後,國際形勢總體趨於緩和,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中英關係都得到了改善,東南亞各國也紛紛與華國建交。
雖然當時新城並未與華國建交,但兩國之間的關係已經解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1978年的時候訪問了新城,而這次訪問對華國後來的改革開放具有重要的影響。
而新城的建立者李耀觀在1976就到華國訪問,前後三十幾次訪問華國,有一段時間,更是幾乎每年都到華國。
兩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也越來越密切,雙邊貿易總額從七八年的四億美元,到七九年的5.8億美元,八零年為9.36億美元,**年就達到31.9億美元。在投資方面,到九一年兩國建交之初,新城在華投資累計總額就已經達到九億美金,成為僅次於香港、美國和日本的在華的第四大投資者。
兩國建交以後,經貿往來更是越來越密切,九八年兩國之間的貿易總額達到了八十多億美金,新城也成為華國第七大貿易伙伴。新城在華投資累計過三百億美金,實際投入一百四十億美金,僅九八年對華協議投資金額就過2o億,是我國第四大實際外資來源國。
當然,經貿關係並不能代表政治,畢竟美國、日本與華國之間的經貿往來也非常密切。在某些時候,經濟關係也要服從於政治大局。
學界對新城的政治方略研究普遍認為新城奉行的是實用主義外交。作為華國之外,唯一的華人政權,新城並未奉華國為宗主國、保護國,不但在建交前的幾十年,在政治上多有防範,就算是建交以後,新城也奉行著大國平衡和實用主義外交,日後甚至有關緊張對立。
這其實並不奇怪。一國的政治外交,最終的著眼點無非還是本國的利益。
新城是一個狹小的城邦小國,他的立場,既要受到周圍大國的影響,也要受到在本地區影響力極大的美國的影響。只有找到平衡點,才能贏得生存的空間。除非華國有實力提供這樣的空間,否則新城的實用主義路線都不會改變。
對於新城的選擇,作為一個華國人,自然不會滿意。但站在新城的角度,也無可厚非,甚至是理所當然,而如果站在中立第三方的角度來看,新城似乎也沒有別的選擇。
談馬錫進入華國,倒也符合現下新城與華國之間的經貿往來日益密切的形勢。亞洲金融危機,新城與幾大鄰國相比,保持了總體的穩定,但經濟不可避免受到影響,還在恢復當中。這個時候他們能夠看到華國國內的機會,確實很有遠見。
“我們非常歡迎談馬錫能夠來匯潯投資,不過具體到千萬噸鋼鐵基地這個專案,談馬錫在這方面的投資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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