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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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一人一票選舉，一步步積累經驗，再逐漸擴大到全民；其二是繼續基層選舉，並逐步往上升。

即便從中國經濟的產業轉型角度講，*也是必要的。過去中國經濟的增長是粗放型、低利潤的，靠的是製造業等，這些工業對制度的要求低。今後的發展要靠經濟增加值高的服務業，而服務業對制度的依賴度很高，所以，*程序將決定中國人今後的就業機會和收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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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國有化”的危險（1）

本篇來源：　2008年2月16日《經濟觀察報》，記者李利明。

中國改革開放30年經濟成就世人公認。但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滯後，各種問題開始表現出來，比如，經濟中正出現新的國有化——國進民退，還有宏觀調控中，很多政府行為又退回到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包括對一些競爭性產業的價格上漲進行直接控制。這些政策的後果是什麼？

一

問：前些年大家還強調“國退民進”、“小政府大社會”理念，但現在中國經濟似乎朝相反的方向走。您如何看待這種狀況？

陳志武：以前關於國企是否應該民營化、私有化的討論，只停留在國企和民企誰的資產回報率更高、誰的效率更高這些標準上，好像只要國企的效率跟民企一樣高就行。但那是一種非常狹窄的標準。比如，今天許多人抱怨中國經濟增長這麼快，但普通大眾的收入和生活狀況不見得有太多改變，他們沒有足夠地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大家喜歡把注意力放在分配製度上，說資本家拿得太多。但是，在今天的中國，最大的資本家是誰？是國家，具體講，是國資委和財政部。在中國經濟仍然以國有製為主體的情況下，增長的結果是，國家越來越富，而老百姓拿的是極少部分，這不僅抑制內需增長，而且扭曲產業結構。社會中的貧富差距的確在擴大，但國家與民間之間的貧富差距以遠遠更誇張的速度在擴大。

如何理解這一點？以美國為例，過去十年裡，美國家庭累計儲蓄15　000億美元，這個數字不小。但是，如果我們看看美國土地、企業資產、房產等，把所有資產的升值加在一起，那麼，過去10年裡，美國家庭累計資產升值總額為35萬億美元。把這兩個數字放在一起來作比較，你會發現，資產性財富增長跟勞動收入儲蓄的比例差不多是22∶1。由此，我們容易理解，為什麼美國人把勞動收入基本都花掉，存下的錢很少，因為有了這麼多的資產性財富增長以後，美國人不需要去儲蓄。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的消費內需這麼高，可以為美國、中國、日本、韓國等的經濟增長提供推動力。其中，非常關鍵的一點是美國所有的生產性資產是私有、土地也是私有，這些資產收入和增值都直接屬於私人，透過資本化、金融化的發展使美國人可以把土地、生產性資產隨時可以變現，隨時能轉換成消費或者再投資。私有制，使美國人的消費增長不僅跟勞動收入直接掛鉤，更重要的是，也直接跟資產性收入、跟資產增值掛鉤，在資產性財富和私人消費間的距離幾乎是零。私有制是內需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基礎。

相比之下，在土地公有、主要生產性資產也國有的制度安排下，中國的老百姓消費跟土地增值、跟資產性財富增值、跟資產性收入沒有關係。如果中國的GDP按年均10％的快速增長的話，土地和資產的價值應該以超過10％的速度在長，可是，這些增值對國內家庭的需求增長几乎沒有影響，因為那些資產和土地都不是私人的，是個人所沒法花或再做投資的。初步算，過去國有土地的總價值約為50萬億元。國有企業資產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2007年8月《求是》雜誌上談到，到2006年底，全國有11�9萬家國有企業，平均每家資產為2�4億元，所有國企資產加在一起值29萬億元。也就是說，國有土地加國有企業的總價值為79萬億元。按13億人口算，人均國有資產財富6萬元。假如這些資產價值每年照GDP的速度增長，一年會增7�8萬億元，這部分財富增值如果分到個人頭上，那麼每個中國人的年收入就多6　000元，小孩、老年人等所有中國公民都算在內了。也就是說，假如每家有夫妻、老年父母以及獨生小孩一個，每戶五人，那麼，這些財富增值算到家庭的層面，每家每年的收入就多了3萬元！

“新國有化”的危險（2）

資產性收入呢？即使不考慮土地收入，不考慮地方國有企業的收入，僅央企去年的利潤就為9　800億元，分到13億人頭上，這又多了75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