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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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地解答“是悲劇還是過渡”的問題。54　然而，就在人們圍繞反公有資源威脅的悲劇爭論不休之時，司法和政治之戰已經追上了學術研究。國會著手大幅度修改專利法。55　高科技支柱產業紛紛意識到反公有資源對其利潤底線造成的威脅，下定決心削減這方面的成本。誠如一位評論員所說：

英特爾、微軟、IBM、蘋果以及其他諸多公司日益發現，國家的專利制度變成了一塊遍佈危險的雷區，它們開始想辦法限制小型專利持有人和專利“倒爺”（購買成百上千項專利用於牟利的投機者）的勢力……反對大企業的是一小撮姿態鮮明的投資人……（他們）跟製藥行業站在同一陣線，素有依靠強大版權制度保護的傳統。如今戰線已經拉開，怎樣才能最好地保護創新，是立法者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56

在政治辯論中，有三大困局經濟研究最具影響力。57　改革倡議者經常引用它們的結論；反對者則聲稱潛在資料並不能作為立法的正當理由。58　公允地說，這三項研究對技術創新中的困局表現出了真誠的關注，而且也確有道理，只是基礎的實證發現尚欠缺力度。

這三項報告均認為，應提高獲得專利的門檻。第一份報告是《推動創新：競爭、專利法與政策的恰當權衡》，聯邦貿易委員會和司法部採訪了300多位學術界和高科技產業代表。來自各行各業的受訪者（從生物醫學到軟體界）儘管對反公有資源威脅的意見有所分歧，但這份出自2003年的報告仍得出結論：“生物技術科技專利創造了反公有資源，有害跟進創新。”聯邦貿易委員會建議，有必要提高最初獲得專利以及其後維持專利的難度。59　第二份報告是2004年發表的《21世紀的專利制度》，國家科學院對聯邦貿易委員會的研究工作做了檢驗，發現專利質量有惡化之嫌，並提出了與前者同樣的建議。60　最後，國家研究委員會2006年發表的研究報告《獲取基因組和蛋白質研究帶來的好處》，對生物技術專利進行了專門考察。和前兩者一樣，這份報告也得出結論：專利的標準應當提高。　。。

是過渡還是悲劇（2）

上述報告公佈後，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裁決，開始控制地方各級法院對專利保護過度寬泛的司法解釋。例如，最高法院提高了“顯著性”的認定標準（這是一個法律手法，提高了獲得專利的難度），不再為專利持有人用結業禁令威脅其他創新人士的做法大開方便之門。61　當然，就減少困局以及影響國會改革這兩方面的作用來看，現在評價這些案例還為時過早。

學術研究是怎麼做的

實證辯論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方面：對學術研究的威脅，以及對商業藥品開發的威脅。在國家科學院和國家研究委員會任委員的社會科學家約翰·沃爾什及其同事著手對科學家進行調查，評估專利困局的危險性。沃爾什的第一份研究發表於2003年，指出學術界的科學家是靠法外行事勉力為生的：“大學的研究人員在研究過程中，一貫無視智慧財產權。”62　所有政府實驗室的受訪者都說，他們對智慧財產權法不屑一顧，1/3的產業研究人員說，他們偶爾會在未得許可的情況下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研究工具。63　遵守法律可不容易。比如，為了弄清校園實驗實裡使用的智慧財產權，愛荷華大學被迫聯絡了71家實體，在背景調查上花了上萬美元。64

這種情況對藥品發明來說可不妙。學術實驗室或許可以容忍一項研究暫時呼叫“非法科學”，但這樣做不確定性高，而且有風險。65　歸根結底，一套把研究人員變成盜版專家的產權制度，具有極強的腐蝕性。要是研究結果會暴露自己侵犯了他人的專利，科學家有可能不願將之發表，從而窒息開放的學術交流，人人都覺得脆弱、不確定。誠實和正直在科學發現的每一階段都很重要；專利權裡遍佈的欺騙和機密破壞了公開的質詢。倘若新發現秘而不宣，創新的迴圈就中斷了。整個趨勢是專利越多，機密越多，協作越少，發明藥品所需資訊積累得越少。66

沃爾什的第二份研究發表於2005年（與另一組同事合作完成），更深入地調查了學術界生物醫學研究人員的情況。67　他們發現，29％新近生效的材料使用轉讓協議都附有穿透性條款，16％做了版稅規定，26％包含出版限制。在涉及有眾多商業利益的領域，30％接受調查的研究人員說，他們曾要求獲得最新的生物研究資料，但沒有收到。68

有商業用途的診斷測試愈發受到限制，研究人員很容易放棄涉嫌侵權的研究。儘管從另一方面來看，絕大多數受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