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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而且本朝經濟的持續發展,促進了本朝城市的發展,繼而產生了龐大的市民階層。這個階層的民眾,既不同於‘足不出戶、埋頭苦讀’的文人階層,也不同於‘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階層,他們不愁生計,或者至少不用總為生計發愁。當物質生活得到基本滿足後,自然產生相應的文化需求。

正因為這種社會風尚,出版業自然蓬勃發展。但必須看到的是,目前佔據主導地位的,還是以官刻、家刻為主,而旨在牟利和謀生的坊刻業,還處於非主流的地位。但以宣揚朝廷教化、聖人文章的官刻,和專注舊本古籍、詩文辭賦的家刻,顯然有其嚴重的侷限性……前者的目的是禁錮思想、愚化百姓,後者則深藏閨中,常人難得一見。遠遠不能滿足百姓大眾的需要,更不能滿足沈默的要求。

老百姓需要的,是隨手可得,價廉物美、更加多種多樣的書籍;他們尤其不喜歡專講心性義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高深文化,而需要生動活潑、易於接受,富有生活情趣又可以消遣娛樂的通俗文化。沈默需要的,則是解放思想,開化民眾,傳播科學,普及文化——促進中華民族自己的文藝復興。而這些。顯然是官刻和家刻做不到。

在沈默眼中,能承擔民眾的要求,和自己的希望的,只有面相普羅大眾的坊刻業。因為只有以盈利和謀生為目的坊刻業,才會遵循市場規律、投讀者所好,刊行具有廣泛社會需求的品種,其廣泛性和普及性,是官刻本、家刻本所遠遠不能比擬的。

但這些‘射利坊賈’常被藏書家嗤之以鼻,不屑一顧。這當然不只是固執文人的偏見,因為它自身的毛病確實不少:常見的問題是選本欠精,校勘馬虎,錯訛遺漏處較多。部分刻本粗製濫造,妄改書名和刪節內容,使原書失去本來面目。更嚴重的是,由於書坊間競爭激烈,翻版、盜刻、剽竊等現象十分普遍,往往‘原版未行,翻刻踵布’,這更加導致坊刻業聲名狼藉,當然更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對此沈默召集了福建建陽、金陵、蘇杭、湖州、徽州等出版中心的上百家書房老闆,齊聚杭州開會。往常不入流的書商們。竟能得到經略大人的召見,自然喜不自勝,無一缺席,甚至許多沒有接到邀請的,也跟著來見識見識,想聽聽這出版業開天闢地頭一遭的大會,到底講些什麼。

會議分三天,第一天上午,沈默親自作了出版業現狀的報告,他首先高度肯定了,坊刻本作為通俗書籍,對文化的普及和傳播的作用無可比擬,且未來必將佔據主導。但這不是他的講話重點——他用了更長的篇幅,指出了一系列尖銳問題,將行業混亂無序的現狀,毫不留情的展露在與會數百人的面前。這些都是在經過深入調研,認真思考得出來的結果,自然說的人如坐針氈,但無人不服。他們這才知道,經略大人不是心血來潮,他是真得摸透了這個行業,看得比任何人都高、都遠。

其實沈默說的問題,業內人都明白,尤其是這些個深受其害的大書商,當然誠心誠意的向經略大人請教,坊刻業的出路何在?

沈默知道政府不能管得太細,靠自己幫他們解決所有問題,絕對痴心妄想,甚至越幫越亂。他只能站在宏觀高度。給他們三點建議,首先建立行業協會,規範行業競爭,避免惡性競爭;然後是嚴格的自律與監管相結合,嚴厲打擊翻版、盜刻、剽竊等危害行業生存的現象,並提高自身出版質量;第三是,保護著作權人的權益,包括署名權和財產權利。

前兩點都很好接受,但第三點出版商們有意見,這不是增加我們的負擔嗎?沈默早有所料,道:“你們的出版,是面向普羅大眾的,百姓的特點就是複雜多樣、喜新厭舊,只要滿足了他們的口味和需求,你們的書才能大賣。”

眾人紛紛點頭,心說:‘可不就是這個理,想不到大人連做生意都懂……’

“既然你們不反對,道理就很簡單了。”沈默笑道:“人都是無利不早起的,寫書的人也要吃飯,只有讓他們得到豐厚的報酬,使寫作成為創造財富之道,才會有更多的人投身其中,寫出更多更符合市場需要的書籍。”說著看看眾人道:“諸位都是當老闆的。這道理應該不難理解。”

聽了沈默的解釋,眾書商不由點頭道:“這就像大人在蘇州推行的專利權吧……”但仍然擔心道:“書這東西,印出來就不是秘密了,要是我們支付了報酬,別的家只管照抄,豈不要把我們擠兌死?”

“這個不用擔心。”沈默沉聲道:“從今年十月份開始,官府將受理著作權註冊,作者和著作權所有人,可免費申請自己的作品註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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