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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變局，要求就更苛刻了。至少要有千年一遇的絕佳契機，各種有利條件樣樣皆備，而各種不利因素，則要正處在最弱的時期。如此才有可能，讓歷史這輛有強大的慣性列車，稍稍改變一下它的軌跡。
‘君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口號，足足喊了千年。然而皇權，以及其衍生出的宦官，對臣權的肆意欺凌，其實一刻也沒有停止。自然的，臣權與皇權的鬥爭，也一刻也沒有停止過，自本朝永樂後，在大臣的擠壓下，皇帝漸漸離開朝堂，不再過問具體政務，而只握有最後的否決權，與大臣的鬥爭，也交給了宦官。之後百餘年，總體是一個臣權上升，君權下降的過程，直到嘉靖初年達到最高峰。
嘉靖之前的歷任皇帝，從仁宗、宣宗、英宗到憲宗、仁宗，都或是主動，或是被動的承認了自己的角色。但歷史從來不是一條直線的，而是呈螺旋前進，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對於皇帝來說也一樣，所以出現了嘉靖這樣強勢的君王，自然和日益囂張的臣權發生了激烈的對抗。結果還是天然立於不敗之地的皇帝，在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後，把翹尾巴的臣權打趴在地。從此開始了幾十年的革命時期。
然而在統治後期，嘉靖皇帝沉迷丹道，無心治國；而且因為他對宦官同樣毫不留情，所以文官的地位再次抬頭。但關鍵是他的兒子，隆慶皇帝登極後，這位缺乏治國熱情，卻又十分有自知之明的皇帝，索性採取垂拱而治，把國家的權柄交給了自己的師父們。
也就是從這時起，岌岌可危的國家漸漸開始振作，從各種危機的泥淖中走了出來。近近六年時間，邊境晏然、國庫充盈，百姓終知生民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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