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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國家財政對江南的依賴性也可見一斑。
朝廷為確保重賦的如額徵收,一方面規定出身江浙的官員不得任職戶部,以堵塞漏洞,防患未然,同時又特意委派朝中重臣或廉幹之材為重賦區的地方長官。但無論官吏催科如何嚴厲,狡黠的豪紳地主總能千方百計逃避賦稅,詭寄錢糧,將負擔轉嫁到無地少地的貧困下戶頭上,甚至和貪胥墨吏勾結起來,通同作弊,加重小民的負擔。
因此國初對江南課以重稅後,僅僅百餘年時間,江南一代的土地佔有關係,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原先課稅的主體‘官田’……就是屬於國家,直接交由百姓耕種的土地,這種土地的稅額,向來是民田的兩到三倍……部分變成了稅負較低的民田,剩下的部分,則大都落在了貧民名下。至於富商名下的土地,則全都以民田登記。
更有大量的土地,被投獻到取得功名者的名下……江南文教昌盛,中舉人進士者多如牛毛,每次大比之後,許多縣便有上萬畝,甚至數萬畝耕地從納稅清單上隱去。但這樣一來,那些沒有辦法搗鬼的貧困下戶,就成了重賦的實際交納者。出現了‘小戶要交大戶之稅,完課者日受鞭笞,逋賦者逍遙局外’的咄咄怪事。
而且儘管朝廷和地方官員,採取了一切措施橫徵暴斂,但超過百姓供給能力的賦額,在百般敲剝之下,每年仍有大量的稅額拖欠下來,所以江南的逋賦現象十分嚴重,甚至從來就沒有交齊過。僅以蘇松二府為例,重賦甫定的洪武二年當年,就拖欠了幾十萬石。從永樂十三年到永樂十九年的短短七年中,二府就拖欠稅糧‘不下數百萬石’,緊接著的七年,拖欠亦不下數百萬石。
而後自宣德元年至宣德七年,蘇州一府累計逋賦高達八百萬石,一代名臣周忱巡撫江南,‘閱籍大駭’。當時蘇州府每年應交納稅糧總額是二百七十七萬石,松江府歲徵一百二十萬石,可每年實收稅糧額只是應納額的一半。故而當時有諺雲:‘朝廷貪多,百姓貪拖。’
這還是大明最好洪、永、宣三朝,其考成之嚴厲,官吏督催不可謂不賣力,因稅糧缺額而革職查處者也不在少數,稅糧逋欠仍然如此之多。之後中央朝廷的權威日衰,對地方的控制力,也遠不如開國之初,而且江南籍的官員逐漸掌握了朝堂的話語權。於是關於‘江南重賦如山,民不知有生之樂,每逢完稅之時,即不得不賣兒鬻女,甚至棄田逃亡’,時時丟擲這種論調,甚至捏造災荒死亡人數,就為了能讓家鄉少交點稅。
謊言說了一千遍,也就成了事實,於是從景泰以後,朝廷屢次減免江南拖欠稅款,甚至有‘每過五年減五年’的說法。於是田主益發有恃無恐,納稅之時更是想盡法子拖欠……但平頭百姓如何能頂住催稅的虎狼暴卒?所以能欠稅等著減免的,都是些什麼人?不言而喻。
無奈之下,吏部考察在江南任職的官員時,如果其能完成一半的指標就算合格;完成六成,可以得良,得到提升;完成七成,會被視為幹吏,重點培養。如果能八成的指標,傳說可以直接當上戶部尚書……當然傳說之所以是傳說,就是因為從沒有人達到過。
所以知情者都說,江南‘徒有重賦之名,殊無重稅之實’。江南重賦固為天下最,然江南逋賦也為天下最。這不但使朝廷空負取盈之名,而終無取盈之實,徒擔重斂之名,原無輸將之實。而且由於賦額不能逐年交清,舊欠新徵,矇混為一,納糧者不知孰為舊欠,孰為新徵,而官貪吏蝕等都混在了民欠之中,重賦反為作奸貪汙者提供了方便,當然最終都會落在無權無勢的小民身上。
對於這些情況,曾在蘇州擔任過知縣的海瑞一清二楚,他早就有心要解生民之苦,治一治那些貪婪無恥的豪紳大戶。所以他明知道,自己這次被派到江南,其實是給改革當槍使,利用自己的剛硬,衝擊一下這個幾乎鐵板一塊的人間天堂。但他仍欣然領命,因為在他看來,自己與內閣諸位,不過是各取所需罷了。
但他雖有慷慨悲歌之心,卻不想出師未捷便死。海瑞深知,蘇松稅賦積弊百年,若是去翻那些陳年老賬,追收歷年欠稅的話,只能鬧得天怒人怨,誰也不支援自己。他記得沈默曾經對自己說過:‘鬥爭這碼子事兒,就是團結一部分人,打敗另一部分人;站在你這邊的人越多,你失敗的可能就越小,如果支援你的人強於反對你的人,你就有成功的可能。’
這番庸俗智慧放在平時海瑞是不會聽的,但現在他面臨一場空前殘酷的戰鬥,失敗的可能性遠大於成功。在海瑞看來,身敗名裂了不要緊,可錯過這次解救生民,整理財稅的良機,江南的貧苦百姓,又不知要在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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