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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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孝宗比的話，隆慶皇帝肯定跟最後一條沾不上邊，好在那是個人修養方面的，只關大臣的精神世界，卻無礙國事。但在其餘方面，他卻要比孝宗還符合臣子心中的明君形象……他比孝宗還要配合大臣們的要求，絕對不去幹預大臣們做事情，因為他知道，論吏治自己比不了高師傅、論軍事自己比不了沈師傅，論財政自己比不了張師傅……內閣和各部院已經可以把事情做的很好，就算離了自己也照樣轉。事實上，似乎人家也從沒指望過自己，那幹嘛還要為了那無謂的存在感，而事必親躬呢？累著自己還給大臣們添亂，標準的吃力不討好。

縱觀千年以來，估計隆慶一朝，是最接近古人追求的‘聖天子垂拱而治’的時代。所以有人說，隆慶皇帝只是運氣好，趕上大明朝人品爆發，一下子湧現出高拱、沈默、張居正、楊博、王崇古、戚繼光、李成梁、潘季馴、海瑞、朱衡等數不清的優秀人才，群星的閃耀使大明在皇帝不理政事的情況下，依然相當健康的在前行。這種說法本身就建立在一個錯誤的理論基礎上——所謂九州萬邦繫於一人之身，好像皇帝不出力，國家就治理不好一樣。事實上，如果隆慶皇帝像沈默原本那個時代中的滿清皇帝那樣事必親躬，大臣們只有御前聽旨、奉旨辦事的份，怎麼可能有這些人才發揮的空間？也就沒有這麼多的人才了。

正是由於隆慶皇帝能對他信任的大臣不疑不猜，不設障礙，能讓他們放手辦事，給予他們持久穩定的倚重，才能為他的輔臣們有能有為地展布，提供出最理想的舞臺。

在隆慶登極之初，所面對的其實是經過正、嘉兩朝長期亂政以後，遺留下來的爛攤子。形勢動盪已極，動亂因素潛滋暗長，且多已表面化。當時，河南、湖廣、山東、直隸等地，均連年大飢，甚至發生饑民賣兒鬻女、易妻而食的人間慘劇。究其原因，除了天災之外，更多的是人禍，實由於朝廷上下，大小各級衙門，由一些只知貪婪固寵、桀驁不馴的官棍當道。這些人久廁官場、利慾薰心，擅長於逢迎鑽營，素不以民瘼在心，既不畏公議，又不知廉恥，但以本人的宦況和財運作為處人辦事的權衡。

官府操之於這樣一群官棍之手，自然會搜刮過甚、官貪吏墨，作威作福、殃害庶民。堂皇法司，不過是金錢與權勢的特種交易場所，是維護權門豪戶既得利益的暴力機關，整套國家機器似一架絞肉機，以人民的骨血為唯一原料。亦因此，社會上的貧富分化懸殊，土地兼併嚴重，賦役負擔嚴重不均。更加以胡虜寇掠，邊方警報頻傳，真可謂內憂外患交相煎迫，大明朝的天下搖搖欲墜，大有崩解之兆。

如果一切不變，或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維持下去，隆慶朝的時局必將更趨惡化，全面性的危機必將大爆發。但正所謂‘時勢造英雄’，當此國勢危殆、民生多艱之時，總有些志圖挽回世運，勇敢任事、豪傑自許，願意獻身以任天下之重的救世之才橫空出世。本朝最傑出的代表，當屬高拱、沈默、張居正。他們雖然觀點立場不一，方法策略不同，但在敢於正視憂危，勤於分析形勢，勇於提出並貫徹執行，革弊趨利以扶危振頹的對策，熱切企望透過一系列的改革，以謀取政權的新生和民生的改善，則是一致的。他們堅信‘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功’，認為必須不墨守‘祖宗成法’，必須突破傳統觀念和體制規章的框架，必須務實而有針對性進行大興大改，有因有循、有革有化，才可能使國家擺脫困境，重新開拓出發展的道路。

所以從隆慶二年開始，由於殷切的社會需求和主觀條件的具備，大明朝便轟轟烈烈展開了一場由上而下、遍及全國，包括糾轉政風、整頓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改革人事制度和賦稅制度、加強邊防、興修水利、實施海運諸方面的重大改革運動。正如改革的主持人，內閣首輔兼吏部尚書高拱的性格一樣，這場改革也是一開始便轟轟烈烈，勢不可擋，幾乎轉眼之間，便遍佈全國，內外開花，真真切切的推動了歷史那沉重而凝滯的腳步……

首先，在高拱的主持下，大力重新整理了吏治，將選官任官制度化、透明化，將對官員的考察日常化、規範化，對於不合格的官員全數裁汰，對於犯法的官員毫不留情，不許庸碌貪婪者濫竽充數，渾噩官場；強調嚴功罪以定遷黜，提倡以實心行實政，辦實事。不以科甲等級名次作為用人的主要標準，而是根據政績才能破格選用。

自隆慶二年起至今，高拱年年考察官員，裁汰不合格官員近千名，懲處貪墨腐敗之輩更是不計其數，使自正德以來，日益敗壞、似乎無可救藥的吏治大為扭轉。在他的破格提拔下，大批年輕有為、出身低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