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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也必須要經過這種莊嚴的儀式來達成。
因為這次主講的孫鑨,不僅是瓊林七子之一,還是‘實心學’三大奠基人之一,這些年他闡發本門經義的著述廣為流傳,然而卻因為朝廷官員的身份,一直甚少參加講學。現在他被削職為民,反倒成了本門的福祉,故而其講學的訊息,雖然沒有在報紙上告白,但江浙一帶的門眾還是雲集而至,短短三天,就聚集了六七千人。
雖然崇正書院常年講學不斷,但也沒有空間容納這麼多人,耿定向只好在瓊林學派主辦的《新知報》上呼籲,請南京本地的門眾,將聽講的機會讓給外地的同門,這才勉強解決了問題。
等大家坐定,再東西相對兩揖。等當天結束前,擊磬三下,東西相對一揖,再向聖像和四賢行禮,肅穆退出會場。
在瓊林學派的學者中,孫鑨最反對虛談,不僅批評王學,對程朱理學亦抨擊甚厲。主張‘大抵不侈語精微,而篤實以為本。不虛談高遠,而踐履以為程。’故而今日所講的內容‘心性與事功之間是否相容’,也是緊扣自己的主旨。
之所以有這個講題,是因為他敏銳的發現,瓊林學派中的不少學者,都有些‘重實輕心’了。這固然是對心學和理學空談心性的修正,然而卻是矯枉過正了。
孫鑨提醒門眾,空談心性而忽略兵農工商等實用之學,固然會陷於空疏;但太突出實用性而缺少對心性的真切體認,亦會迷失人之為人的方向。因為心性之學本來就是探討人的本質及如何立身處世的問題,它涉及到人的生存價值和終極意義的思考,如果忘記了如何為人,只會成為物慾的奴隸,最終毀滅這個世界。所以要始終不懈的反觀內求,慎獨、戒懼,以確立內在的‘道德自我’,促進自我的完善。
當然,若只以心性之學為能事,僅僅執著於對心性的悟解而不屑於做其他實際的事務,那麼心性之學無疑將會變回一種‘無用之學’,所以,心性與事功之間應是‘合則兩美,離則兩傷’的。
孫鑨的講學微言大義,深入淺出,邏輯嚴密,聽者無不深以為然。待其講畢,便有門眾發問,先是就其論題提問。過了半個時辰,問題漸漸轉移到一些眾人關心的熱點問題。
有滁州琅琊書院的山長問道:“去歲先生在《新知報》上發表文章,說設立學校,不僅是為了養士,更不是為了科舉,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學生請問,日後我們的書院,該走什麼樣的道路?”
“此言是針對書院的未來而發。我們現在的書院,已經不僅是教書育人的學堂,更是講經論政的場所。國家之新風,由此發軔,民族之方向,以此為指向。因此我們的書院,要肩負起更大的責任,一方面要以天下為己任,教化四方,使朝廷之上,鄉閭之間,漸摩濡染,莫不有奮發向上之氣。”頓一下,他接著道:“從長遠看,則要形成強大的輿論力量來匡扶社稷。只有這樣,才能使盜賊奸邪,懾心於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
“多謝賜教。”那位山長坐下了,卻又有人站起來問道:“先生所言,似乎與夫山先生的《明夷待訪錄》如出一轍,您是不是也贊同他的那些驚世駭俗的觀點?”
《明夷待訪錄》問世不過數年,卻已經得了‘海內第一奇書’的名頭,其共有二十一篇,在開篇的《原君》中,便無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惡,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賊。因為皇帝自視天下之主,便將萬邦五方,黎民兆億看做自己的私產,‘其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家業之花息也。所以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自得其是也,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這些大逆不道之言,在二百年間是沒有人敢說的,此書作者卻大聲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是國民之‘敲剝者’。並理直氣壯地呼籲,現今應當是‘天下為主,君為客’!
在《原臣》一篇中,作者同時也提醒士大夫們,不要再做皇帝敲剝百姓的同謀幫兇,而應該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因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士大夫的人如果‘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
在《原法》一篇中,又對專制制度進行猛烈的批評,說它是公私不分,權利義務不平,沒有公法可言。因此反對‘一家之法’,主張‘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後有治人’。主張非廢除秦漢以來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廢除專制的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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