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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徐先生在電報裡沒有說查出之後怎麼辦,他這封電報就是來和先生商量對策的。現在為了隱蔽組織,他只是讓吳葆初牽頭,由他出面請洋醫來查詢死因。”
“吳葆初是誰,好像很熟悉,他是我們的人?”
“他不是我們的人,他是之前淮軍將領吳長慶之子,時人稱其為四公子之一。”
“他不是我們的人,還會幫我們辦事?”
“先生,會的,前年蘇報案的時候他還四處為太炎先生、蔚丹等求告。”
劉伯淵這麼一說,楊銳便明白了。這是一個異於後世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人不是個體自立的,而是被各種關係和思想禁錮在一塊,父親犯罪兒子如果不全力隱瞞就是不孝,同鄉求告要是見死不救那就是不仁,朋友有難不一起擔待那麼就是不義,當然很多人只是嘴上這麼說,真正做的卻是另外一套,但實際上還是有不少人會按照這種道德律行事,畢竟這都已經幾千年了。
基於這樣的邏輯,吳葆初在維新的時候和章太炎交好,所以吳葆初即使知道章太炎犯的是滅九族重罪也是要救,而虞洽卿即使已經猜到楊銳很有可能是一個反賊,但他還是裝著不知道,甚至假如哪天楊銳被抓,他不挑頭出來營救,那就是不仁不義。這其實是一個超穩定的社會,所有人都被仁義道德、忠孝節烈捆綁著,更有著同鄉、同窗、同科種種扯不斷的聯絡。這裡面的人沒有立場只有情誼,除了真正的深仇大恨,做人處事都會留那麼一線,全然不是後世那種只在錢上面有關係其他一切沒關係的模樣。
在這樣的社會里,建立一個真正的現代的集權政黨還是很難的,因為會員無法割斷這些原有的聯絡,組織的純潔性、獨立性無法長時間保證……不過現在復興會在愛國主義的號召下、特別是在東北這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已經脫離了這樣的牽絆。可是如果回到江浙那邊鬧革命,這種看不見的思想繩索又怎麼斬斷呢?雖然自古有大義滅親的說法,但是這種大義其實也是道德的一種,所謂三綱五常裡面的綱常也是有高下的,大義滅親以及忠孝不能兩全其實就是為了君滅了父而已,難道真的要把前明後裔的弄出來,然後對大家說:一切為了皇上?這也太……
楊銳不知道的怎麼的就想出了這麼一大段東西,而對面的劉伯淵見楊銳明顯的走神了,他也就停了下來。不過只待等了一會。楊銳便說道:“小徐還沒有想好查出毒發身亡的話之後該怎麼辦?”
“是的,先生。”
“如果蔚丹是毒發身亡,那麼就走司法程式。把證據準備好。找律師向租界公廨控告巡捕房謀殺!”
“司法程式?控告巡捕房?打官司嗎?”劉伯淵很是疑惑的看了楊銳幾眼,他懷疑楊銳還處於之前恍惚的狀態下還沒有好過來。在租界和租界巡捕房打官司,這……
“別這樣看著我。打官司只是造勢而已,為的是事情鬧大,只要我們這邊提起上訴,租界公廨不接。那麼報紙就可以說他們心裡有鬼,坐實他們的罪名;他們接了那更好,有驗屍的報告在,他們判我們輸了,那麼不但連巡捕房。就連租界工部局都會威信大跌,如果他判我們贏了。那就要交出兇手。”
劉伯淵似乎有些明白了,西方的那一套邏輯雖然和中國的不同,但也是有其固有的缺陷,從這個缺陷出發,自然能有所作為。
“不過要這樣做還有幾個前提,一是要把蔚丹的父母接過來,因為要以他家屬的名義起訴,再是要把證據、包括那個請來的醫生保護好,最後是操作這件事的這些人,除了要保證他們的安全之外,還要告訴他們要堅持到底,因為事情一鬧大,到時候官面上的、私人情誼上的都會參合過來,或說這樣會挑起外交糾紛、或勸原告息事寧人,這些都要事先防範。其他則是我們掌握的各地報紙,要全程報道,全面跟進,把輿論掀起來。前面告巡捕房的時候不要著重說什麼革命,就說是洋人故意毒死了中國人,這樣百姓都會被挑起仇恨,事情越鬧越大,工部局就越有可能會棄卒保車,把背後的滿清推出來。這個時候,報紙宣傳的重點就是滿清的惡毒*了。”
楊銳說的時候,劉伯淵不知道從那裡變出了一個小本子,詳細的把楊銳的話記了下來,待他記完,又問道:“其他都好解決,要是工部局不把滿清供出來呢,比如審到最後不了了之,或者乾脆就審個幾年怎麼辦?”
“很簡單。那就是抬死人壓活人了。”楊銳聲音一沉,目光銳利了起來。
“我明白了。要是不了了之,就認定工部局和滿清是勾結在一起的。”劉伯淵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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