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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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氣憤怒對我來說總是比表現出恐懼或失落來得容易許多，而這回華特·理查·席格真的把我打敗了。他剝奪了我的生活。“我只想寫我的小說，”我說，“我不想寫他的故事，一點都不好玩。難玩透了。”

“你也知道，”她重新邁開大步，極為冷靜地說，“你不必勉強去做，我可以放你一馬。”

或許她能放過我，但我永遠無法放過自己。我已經知道一個兇手的真實身份，說什麼我都無法就這麼算了。“我突然變成審判者了，”我對伊絲帖說，“雖然他已經死了，但有個細小的聲音不時地質問我，萬一你錯了呢？我絕不能原諒自己對任何人做出這種事，然後又發現是自己弄錯了。”

二　回顧之旅（2）

“可是你知道你沒有錯……”

“當然，因為我確實沒錯，”我說。

事情開始得十分偶然，就像一個人正漫步越過鄉間小路，卻莫名地被一輛水泥卡車給撞上。二○○一年五月我到倫敦蒐集詹姆斯城考古挖掘資料。當時我的朋友紐約地方檢察官辦公室性犯罪小組負責人琳達·費爾斯丹也在倫敦，問我想不想順便去參觀一下蘇格蘭場。

“暫時不要。”我說。話一出口，我立刻想到倘若我的讀者發現我是如此不情願參觀警察局、化驗室、停屍間、靶場、墓園、監獄、犯罪現場、執法機關和解剖學博物館，對我的敬重恐怕會減分吧。

每次我去旅行，尤其在國外，我初識一個城市的門路往往是受邀見識那兒的暴力、哀傷場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們驕傲地帶我去參觀當地的犯罪博物館，一個房間裡陳列著許多用福爾馬林玻璃罐儲存著的頭顱，只有最惡名昭彰的兇手才得以進入這個可怖的展覽館。看他們用那雙死灰的眼珠回瞪我的模樣，我想他們或許算是得到報應了吧。在阿根廷西北部的薩爾塔，我參觀了五百年前遭到活埋以取悅神祇的印加幼童木乃伊。幾年前我在倫敦受到貴賓級待遇，探訪了一處瘟疫群葬坑，在那泥坑裡移動很難不踩到人骨。

我曾經在位於弗吉尼亞州里奇蒙的州法醫辦公室工作了六年，擔任計算機程式設計、統計分析資料彙編以及在停屍間裡幫忙。為法醫病理醫師們作筆記，給器官秤重，記錄傷口形態和尺寸，檢測那些不肯服用抗憂鬱藥物的自殺死者體內處方藥劑含量，協助脫去身體已然僵硬、頑抗不從的死者的衣物，給試管貼標籤，清洗血汙以及鋸骨頭、觸控、嗅聞，甚至親嘗死亡的味道，因為那股惡臭會粘附在人的喉嚨深處。

我忘不了那些遭到謀殺的人們的臉孔和所有一切。我見得太多了，多得數不清。我多麼希望能夠在事發以前讓他們全部躲進一個大房間裡，求他們把門鎖好或者裝設警報器——至少養條狗——或者別隨便停車，或者遠離藥物。當我看著那個為了炫耀站在小卡車後面載貨平臺的青少年口袋裡那罐被壓扁的布魯特體香劑，心中一陣痛楚。他沒注意到小卡車就快駛過一座橋底下；還有那名下飛機後拿了支金屬把手雨傘而遭到雷殛的男子死得有多冤枉。

我對暴力的強烈探究慾望早已硬化成冷靜窗景觀的防護冑甲，很安全但是沉重得讓我往往在面對死者之後兩腿發軟。彷彿那些躺在街頭血泊中或者不鏽鋼驗屍臺上的死者在耗損我的精力，飢渴地將我吸榨一光。死者僵死依然，我乾枯依然。謀殺不是懸疑劇，用筆對抗它是我的使命。

二　回顧之旅（3）

我翻閱著一本席格的畫冊，開始思索他的種種。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一幅一八八七年描繪維多利亞時期著名女歌唱家愛妲·蘭伯在瑪莉伯格音樂廳表演的畫作。她在唱歌，然而在一群男人的眈眈注視下看起來卻像在尖叫。我相信席格的所有作品都有其藝術緣由。但是望著那些畫，我看見的是病態的暴力以及對女性的仇視。繼續探究席格和開膛手，我不安地發現許多雷同之處。他的許多畫作和開膛手傑克案的驗屍及犯罪現場照片有著教人不寒而慄的相似點。

我注意到鐵床上坐著裸女的幽暗房間裡，鏡子中映照出著衣男人的模糊身影。我看見迴盪不去的暴力和死亡蹤跡。我看見一個對英俊迷人的男子毫無戒心、剛被他誘進某個房間、全然處於脆弱可欺處境的受害者。我看見一個窮兇惡極的狡獪心智，我看見邪惡。我開始將一項又一項間接證據加在經由現代法醫科學和專家所發現的具體物證之上。

當然我和法醫學專家們都寄望於DNA。可是我們至少得花上一年時間，經過數百次檢驗之後，才能初步窺見華特·席格和開膛手傑克在七十五年至一百一十四年前留下的基因證物痕跡，亦即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