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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第二次北美戰爭的烽火將要燃起而未燃起的時候。朱濟世的心思卻已經完全沉浸到自己身後事的安排中去了……倒不是因為意識到自己將不久於世,而是要安排好他那點身後事真的很不容易。

說到朱皇帝的身後之事,其實是分成兩部分的。一是那本筆記本,副本已經給了朱伊莎,算是有了了斷。

二是權力上面的安排,由五華諸夏夠成的大中華帝國體系在這場世界大戰結束後就會成形。朱濟世相信,這個安排能讓華夏文明保持活力——通常情況下,競爭和對手,恰恰是讓一個利益集團或是國家保持強大向上動力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光是一個“五華諸夏”顯然是不夠的,外部壓力可以轉化為進步圖強的動力,但並不是必然會轉化。

比如宋朝,自立國到亡國,外部壓力就沒有減弱,甚至還有越來越強的趨勢,不還照樣自弱自殘嗎?對最高統治者來說,身邊的敵人永遠要比天邊的敵人危險!所以削弱皇族永遠是第一要務,然後是功臣勳貴,再接下去是舉國精英,最後是天下百姓。於是就形成了弱君弱士弱民,國家嘛……當然也是弱的,由一堆弱者之中,怎麼出得了真正的強國?

所以中國千年以來的集權體制的精髓其實不是讓君王變得英明強大,而是讓君王之下的人都變成弱者!如果“五華諸夏”都走這樣的路子。最後不過是一堆隨便讓白人欺負的弱國而已!

因而,五華諸夏只是朱濟世對未來安排的一部分。而一個可以讓五華諸夏擺脫自殘週期律的制度,才是最關鍵的東西!

在朱濟世即將動身去北美坐鎮之前的這段時間。他就不止一次將左宗棠和皇太子朱國雄喚到溫泉宮議論此事。

對於朱皇帝的問題,左宗棠側頭想了想,道:“古時候的法家曾經有個說法:王在法下,舉國為公,法出無二,行獨一法。”旋又苦笑著搖頭,“道理說起來容易。想要做到是很難的。其實儒家的禮法何嘗不想使君君臣臣各安本分?目的是一樣的,可是實行起來卻是走上一味求弱的路子了。想來用法家的這一套辦法。也培養不出多少聖君賢王的。”

左宗棠在朱濟世面前說話向來隨便,他是大明覆國的頭號功臣,但又是搖羽毛扇子的文臣,從來沒有染指過兵權。朱濟世對他只有放心沒有疑心。而且他現在又是掛名的顧問大臣,半隱退的人物。說什麼都不會觸怒朱濟世這個氣度寬闊的皇帝老子的。

朱濟世心想,的確很難。大權在握的時候,誰願意被法律約束?等到敵人衝進宮裡了,才知道有部《憲法》想拿來當護身符已經晚了。不過,人家是革命者,只要能夠實現理想是不會在乎身家性命和子孫後代的。這個道理,那個叫涅恰耶夫的俄國人已經在《革命者教義問答》裡面說清楚了。可是自己……終究是走不出這一步,一百多個子女。將來還會有更多的孫子孫女,怎麼能不為他們著想?一味求弱,把他們當成豬養就是等著別人來宰啊!

“父皇。西人倒是有王在法下的,他們的憲政制度就是講求約束君主權力。”朱國雄插話道,“如今我大明似乎也在走這樣的路子……”

他的眉頭已經擰起來了,對於西方的那一套法治思想和約束君權的法律,他的感情是最複雜不過的。因為他自己就是未來的大明君王,一方面他希望大明的法律制度能保障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又不想被法律過多捆住手腳。還真是矛盾得很啊。

聽兒子這麼說。朱濟世點點頭道:“某些西人國家的憲政是實現了王在法下,不過他們憲政的基礎。其實還是國內各派勢力的平衡,他們的君王不是獨大的。”

這一點,朱濟世初到這個時代的時候並不知道。那時他只知道憲政是錯的,憲法是統治集團用來糊弄老百姓的。而他將憲法憲政引入中國的目的,也不是為了約束自己,恰恰相反是為了增強自己的權威。利用議會和立憲把當時還處於萌芽中的資產階級引入政壇,讓他們代表民意抗衡和監督把持話語權計程車紳階級。

不過在當權30年後,朱濟世算是真正瞭解到西方法治的精髓了。西方的法治其實不是王在法下,也不是什麼契約精神,而是王權始終不能獨大,受到諸如貴族、神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甚至是其他國家的制約。大家鬥來鬥去也分不出高下,所以才會折騰出憲政怎麼個制度,將各種制衡的因素變為法律,使得這些國家內部的鬥爭可以有些條條框框。

而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對君主權力制約較多的國家也未必比君主權力至高無上的國家更強大。典型的就是實行貴族民主的波蘭共和國被君主權力較大的沙俄瓜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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