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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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時的康生深知江青欲置周恩來於死地，竟裝聾作啞，一聲不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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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居心叵測

當江青一夥在策劃陷害周恩來時，周恩來正忙於處理內蒙古問題。

自2月以來，在內蒙古自治區，軍隊與紅衛兵的矛盾持續惡化，局勢一度失控。成千上萬的群眾攔阻火車，上京告狀，甚至發展到到中南海新華門前集體靜坐，其中還有部分軍人。

5月11、12日，呼和浩特市數千名群眾（其中有數百名內蒙古軍區的機關幹部和戰士）闖入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機關併發生武鬥。周恩來緊急約集中央軍委常委和內蒙古軍區有關負責人在京西賓館開會，處理內蒙古問題。

在此前後，周恩來為處理內蒙古問題先後接見赴京的內蒙古各方代表達十幾次，常常是通宵達旦。

不分晝夜苦撐危局已是不易，還得隨時對付江青一夥的無端刁難與攻擊。可以想象，當週恩來收到江青用心險惡的信後，是怎樣的一種悲憤心情！

面對江青的居心叵測，周恩來斷然予以反駁。他在江青的信上憤然批道：“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只舉出二百四十三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為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等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採取了措施。詳情另報。”

然而，周恩來深知，對江青一夥，僅僅作這樣簡單的說明和反駁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夥一手製造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冤案就是前車之鑑。

試想一下，既然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這樣一件中央知道並在黨的兩次代表大會上作過結論的事，在這夥別有用心的陰謀家的一再誣陷下，轉眼間就被定性為“叛徒集團”，那麼，誰又能保證“伍豪等脫離###啟事”不會演繹成第二個“叛徒集團”？江青一夥正是基於誣陷製造“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大獲全勝”，才敢明目張膽地以“伍豪事件”來誣陷周恩來。更為要緊的是，如果周恩來在這個時候被打倒，那就並不單是他個人的事，而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在目前這種特殊的歷史環境下，周恩來負有一種別人無法替代的責任與使命。陶鑄被打倒了，幾位老帥和三位副總理也因二月抗爭失利而被迫靠邊站了，唯有他有條件爭得毛澤東的支援，同黨內正義力量一起，與林彪、江青兩個反動集團相抗衡。一旦他被打倒，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將更加肆無忌憚，黨和國家的前途安危不堪設想。此時此刻，此情此景，周恩來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就個人來說，周恩來不怕被打倒。但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周恩來又不得不考慮自己被打倒的後果。

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後的第三天，周恩來斷然放下手頭各事，親自調閱了1932年上海各種舊報，將1931年至1932年的有關事件編為《大事記》，並親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毛澤東看了周恩來的信及所附的材料後，批示：“送林彪同志閱後，交文革小組諸同志閱，存。”

顯然，毛澤東沒有搭理江青的企圖。

1967年底，北京有一學生給毛澤東寫信，重提“伍豪等脫離###啟事”。毛澤東明確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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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生涯的“冰點”時刻（1）

緬甸，是中國的友好睦鄰。中緬兩國有著2000多公里的共同邊界，兩國邊民自古以來就結成了親如手足的“胞波”關係。

緬甸，是非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國家。1950年6月8日，緬甸就同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

中緬兩國領導人也因此結成了深厚的友誼。1960　年12月，周恩來和陳毅率中國代表團赴緬甸慶祝緬甸獨立節。緬甸總統吳努授予周恩來“崇高、偉大、博愛和光榮的擁護者”最高勳章。

然而，周恩來用心血澆灌出來的中緬兩國人民深厚的“胞波”情誼，在文化大革命中幾乎被濃厚的極左思潮所窒息。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極左思潮很快禍及外交領域。

中央文革一夥在一旁推波助瀾。他們要求國內有關部門向我國各駐外使館、領館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語錄、像章和“文革”宣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