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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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嘛！別人不能幹，了不起？這麼神秘，只有少數專家才能幹，你這個外交就這麼難？紅衛兵就不能幹外交？他們說你們方向路線錯了，那陳毅的方向路線倒對了？你們一月份奪權奪了多少權？業務監督權有多少？能監督得了嗎？部黨委班子還沒有動吧？革命不動班子？！這麼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為什麼不能動一動班子？”

接見從9時開始，一直持續到11時。

周恩來是在第二天從造反派散發的傳單上得知王力的講話內容的。

王力的講話，矛頭明顯是衝著周恩來來的。但周恩來沒想到王力竟說得這麼露骨。

自從一月奪權風暴發生以來，周恩來在各種場合對外交部群眾組織一再強調：奪權只能奪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外交業務大權屬於中央，絕不允許奪，只能監督。對業務的監督也是有範圍的，不是全部。

不光是外交業務大權不能奪，中央、國務院各部委的業務權，如財政權、國防權、軍事權、新聞權等都不能奪。

2月份，周恩來還當場下令逮捕了操縱造反派打倒李先念、奪財政部財政大權的財政部某副部長。

對陳毅，周恩來更是一保再保，不同意造反派打倒陳毅。

這些，王力都是知道的。

也許是想要當面問個究竟，周恩來看到王力的講話後，曾提議與康生、王力一談。但康生、王力置之不理。

康生、王力是不敢前來與周恩來談的。他們無法直面周恩來的質問。對此，康生已經領教過一次。

在6月份，康生就向周恩來砍了“一刀”。他在接見外事口造反派的一次講話中，給建國後的外交扣上了“三降一滅”的帽子，說：“我最近看了一些檔案，發現不是三和一少問題，是三降一滅，向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動派投降，撲滅人民的革命。”

周恩來得知後，非常氣憤，曾當面責問康生：“外交部總的政策不論是我兼外交部長的時候還是陳毅當外交部長，都經過我的手，我都送毛主席看。對外政策基本上是主席講的，我們辦具體事項。”

康生做賊心虛，推說他是指中聯部的王稼祥。

王力不敢同周恩來談，他跑到了陳伯達、江青處彙報。

陳伯達、江青表示：講得好，有點造反派精神。

康生也說：王力的講話符合主席精神。

康生純粹是在假傳“聖旨”。後來，毛澤東在談到王力的“八七講話”時說：“王力的那些談話我也不能說的，我沒有叫他管外交部。”

王力的“八七講話”，並不全是王力在七二0事件的“英雄”的光暈中，被“勝利”衝得不知東南西北的表現，而是急於搶班奪權的野心家在久攻不下的情形下一種迫不及待、孤注一擲、歇斯底里的赤膊上陣。

在王力“八七講話”的煽動下，外交領域的極左思潮越演越烈，外交局勢一度失控。

8月19日，有恃無恐的外交部造反派衝砸外交部政治部，強行封閉所有副部長辦公室，悍然宣佈奪取外交部大權。

4天之後，8月22日，狂熱的造反派又放火焚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

火燒英國代辦處是典型的極左思潮越演越烈的結果。

事件的導火索是一起簡單的勞資糾紛。

1967年5月6日，香港新蒲崗人造塑膠廠的工人上街罷工遊行，要求增加工資。港英當局出動警察驅趕，雙方發生毆打，多名工人被打傷，20多人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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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駐華代辦處被燒（2）

對英國方面的鎮壓行動，周恩來認為，中國政府作出反應是必要的，但基於我國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和政策，又要十分注意鬥爭的方式方法和策略，要注意掌握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要文鬥，不要搞武鬥。武鬥會遭英方鎮壓，且容易被美國利用。

周恩來還對香港工委指出：香港工人可以搞一些臨時的突發性的罷工，不要搞像1925年省港總罷工的形式，因為時代不同了。1925年在香港投資的主要是外商，搞總罷工可以使香港成為死港，而60年代香港的主要投資者是華商，香港百分之七十的日用品和百分之九十的副食品都是我國供應的，如果搞總罷工，日本商人就會去佔領這些市場。另外，搞長期罷工，工人無工資收入，生活要靠國家救濟，這會增加國家財政負擔，對我不利。

然而，在極左思潮的衝擊下，周恩來的指示並沒有得到貫徹，相反，還搞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