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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衛員拉出去殺。我急了,忙說:〃 政委,一點兒口供都沒有,為什麼殺人家?〃 他說:〃 你不懂肅反的事,沒有口供,證明他是反革命堅決分子,不願說出他們的組織來。〃 ……四十九個人,被殺了。我知道後,落下淚來。回想在東路遊擊時,前有敵人堵,是這一團我去攻,後有敵人追,也是這一團人去打。(P22─23)
從江西蘇區到〃 文革〃 ,歷次肅反的共性是大搞逼供信,戴委英連〃 供〃 都不要就可以殺人。220團是紅25軍的主力,戴季英殺起來並不手軟。他本是個官迷,紅25軍長征途中,他是軍參謀長,多次想當軍政委。因為徐海東的反對,他沒有得逞,就再次拿紅軍生命開玩笑:〃 9月4凌晨,參謀長不服從命令,貽誤了部隊時間,後衛225團遭到敵騎兵的襲擊,一下損失二百多人。〃 (16)既然沒有軍事才能,那就以殺人來邀功。這在紅軍中是行得通的。紅25軍到達陝北後時,他成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陝甘晉省委保衛局局長,全面主持陝北肅反,劉志丹就差點被他殺掉。
殺了這麼多軍事人才,戰鬥力肯定要受到影響。黨的領導人為什麼要做這種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始終是一個迷。也許有三種動機,第一種出於極左的政治理念,陳昌浩、沈澤民即是;第二種基於權力之爭,張國燾、夏曦即是;第三種是無知的盲從。1931年12月,周恩來到達福建長汀。他到閩粵贛邊區省委機關去,長汀縣委婦女部部長李堅貞正好闖進去向省委彙報。周恩來和氣地問她:〃 這個女同志幹什麼去啦?〃 李堅貞說:〃 抓反革命!〃 周恩來一聽,笑了:〃抓反革命,好哇!你說,是怎麼抓的?〃 李堅貞爽快地回答:〃 就這樣抓的嘛!〃 周恩來又問:〃 嗯!你怎麼知道他是反革命啊?!〃 這下,李堅貞答不上來了。(17)顯然,像李堅貞這種革命者去肅反,無論其動機如何,都只會是亂抓亂殺一氣。戴季英是鄂豫皖本地出身的幹部,不是中央派來削平山頭的,他的殺人狂熱,很可能屬於第一類和第三類,不過當他到陝北後抓捕劉志丹等人時,可能主要出於第二種動機。
在戴季英的心目中,政治上、思想上的〃 純潔〃 比什麼都重要。這說明,〃 左〃 是革命黨的內在邏輯使然,是其合理性、合法性的意識形態根據。中國有的是人,有的是不滿現狀、要起來造反殺人的人,革命不愁找不到參加者,愁的是如何把這些革命者〃 組織〃 起來。還在窯工時,徐海東就〃 第一次體會到組織起來的力量是窮人自己的武器。〃 (18)〃 組織〃 絕不只是制度設施,更是意識形態的整合,情緒意志的集中。只有在大量殺戳〃 反革命分子〃 或〃 AB團〃 時,臨時集合起來的人群才會有嚴格的〃 敵〃〃我〃 之分,才會感到怕,才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
06 黨指揮槍在1932年以後的鄂豫皖蘇區,徐一度是最高軍事長官,但他的個人生命也操縱在省委書記、政委手中。作為副軍長,他除了帶隊衝鋒陷陣,幾乎沒有任何權力。〃 有一天,部隊兩頓飯沒吃,我決定給每個單位發一塊錢買南瓜吃,還差十三塊錢,我讓人到軍部經理處去支,他們說要有軍長、政委的信才給,我只好親自騎馬到軍部找到政委開條子。〃 (P27)可見黨指揮槍的原則是執行得多麼有效。
黨指揮槍的原則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是有人代表的。遵義會議之前,黨的主要領導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都不是軍事首長,甚至也不大懂得軍事,但從1927年到1935年,黨始終保持了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體現就是政委有最後決定權。王明路線統治時期,〃 欽差大臣〃 滿天飛,飛來飛去不是玩,而是到各地去掌握軍權和政權。他們在江西、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據地建立中央局,在其他地方建立省委、特委之類黨的組織,壟斷該地區的一切權力。博古、張國燾和陳昌浩、夏曦和任弼時可以指揮毛澤東、徐向前、賀龍,沈澤民可以指揮徐海東。
儘管紅軍是黨的軍隊,但軍事首長與黨的領導仍然有目的的不同,戰鬥要求勝、要有人才,政治上要統一、要效忠。所以徐海東是〃 堅決站在反對肅反擴大化方面的〃 ,(P39)而戴委英卻從不怕殺錯人。他們之間一旦發生衝突,裁斷的標準就是黨指揮槍。徐海東有一次反對殺人,戴季英的理由是:〃 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員,肅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過問。〃 (P23)黨內、軍內多次〃肅反〃 ,大權一般都掌握在政委、書記手中。
中國革命的成功是靠軍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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