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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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亦不過給諫，但為同光大名士之一。吾友汪中教授作《清詞金荃》，刊之為同光詞人之首，其論如此：半塘早年詞由碧山、白石入手。甲午之後，國勢陵夷，與文廷式唱酬。廷式磊落權奇之士，所作多激壯之音，故半塘此時趨步稼軒。

丙申以後，漸由稼軒夢窗而追清真，蜩知集中，次清真韻者凡十四闋，此蓋受疆邸、大鶴之影響。

半塘有功詞壇，尤在校刊詞集，況周頤、朱強村助之，影刻成四印齋所刻詞，共二十五種。強村詞學，亦受半塘引導，厥功偉矣。況氏有半塘老人傳，強村題半塘定稿曰：“香一瓣，長為半塘翁。得象每兼花外永，起孱差較茗柯雄，嶺表此宗風。”亦見其傾倒矣。

按：強屯為朱孝臧，大鶴則鄭文焯，況周頤是王鵬運的小同鄉。論王鵬運詞學淵源，乃由南宋王沂孫（碧山）、姜夔（白石）入手，兼取辛棄疾（稼軒），而終由吳文英（夢窗），以追北宋的周邦彥（清真）。詞至清真，猶詩至少陵，空前絕後的第一作手。王鵬運追及此境界，自足為同光詞壇盟主。況周頤以為王鵬運的詞，得力於王沂孫（王有《花外集》），而振衰起敝之功，過於常州詞派的創始者張惠言（張有《茗柯詞》），而（嶺表此宗風）則以創廣西詞派期諸王鵬運，惜乎（嶺表）的後勁不繼。

張元濟，字菊生，以字行，浙江海鹽人。光緒十八年壬辰科的翰林，與蔡元培同年。甲午一役，與一般有志氣計程車大夫一樣，飽受刺激之餘，力主改革。當時的所謂“新黨”，大致分急進、緩進兩派，前者主張政治改革，淘汰老朽，登進新人；後者認為應以啟迪民智著手。張菊生是緩進派，在京中辦了一所“通藝學堂”，教授英文、數學，有學生四五十人。其時張菊生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總理大臣張蔭桓得翁同的支援，權勢��日上，對通藝學堂贊助甚力，目的亦是為了總署培植人才。

戊戌四月間，他與康有為同為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所保薦，四月二十八日與康同被召見，時為翁同被逐的第二天。六七月間曾勸康南下辦學，康不聽，八月初之政變，張毫無所聞。事後照常入值，靜待被捕。至八月二十三革職，永不敘用。回上海不久，參加商務印書館工作，最後成為此一中國最大出版機構的最高負責人。

張菊生為近代版本目錄學專家，鑑別宋槧，更為權威。丁日昌持靜齋以後，廣東收藏宋版最有名的是潘宗周，以從“皇二子”袁克文購得號稱海內孤本的宋刻《禮記正義》，因稱其藏書樓為寶禮堂，輯有《寶禮堂宋本書錄》。張菊生為作一數千言的序，列舉宋版體裁、格式、紙、墨、書法，為研究宋版者必讀之文。

江標，字廷霞，號萱圃，一號師（許）。光緒十五年己丑翰林，官至湖南學政。其時陳寶箴當巡撫，力掃積弊，開發山林，謀以一隅之地，立富強之基。江標贊助合作，以新學課士，使守舊的風氣，得以逐漸轉移。他是蘇州人，為葉昌熾的弟子，精於碑版目錄之學，刻有靈鶼閣叢書。

第二章憂國憤時（2　）

熊希齡，字秉三，湖南鳳凰縣人，所以熊貴後稱之為“熊鳳凰”。光緒十八年進士，但至二十年始補應殿試。以妻喪及續絃，請假回籍，佐陳寶箴、三立父子辦理新政，深受器重。其時湖南鼓吹新政，培植人才，辦有時務學堂、湘學新報、南學會。湖南守舊派奉王祭酒先謙為“祭酒”，手下大將為葉麻子葉德輝，以巡撫袒熊，舊派不敵。葉麻子因用熊、陳二姓，以拆字格作一諧聯相比：“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幹？一耳偏聽，曉得什麼東西？”又有一次南學會請湘中名儒皮錫瑞演講，熊希齡親自搖鈴開會，葉又作一聯，以錫瑞字鹿門，乃用姓字首二字曰：“鹿皮講學，熊掌搖鈴”，聞者無不大噱。

熊、葉的結怨，在於王先謙等上公呈攻擊梁啟超及時務學堂，熊希齡乃展開反擊，黃彰健記述：湘紳公呈上於五月二十二日。在五月二十六日，湘紳熊希齡、黃膺、戴展誠、吳獬、戴德誠，遂聯名公懇撫院整頓通省書院。他們認為：通省書院積弊太深是由於書院山長多由回籍紳士擔任，“視為養志之資，或假師位以要結官府，招搖納賄”，熊希齡等人此一呈文很明顯的是針對王先謙說的。

他們在呈文中提到，湖南紳士“分畛域，非本地士紳不能當山長。倘聘他省之人，束�或重，於是覬覦排擠，無所不至”。這是針對葉德輝謀求時務學堂總教習而說的，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的薪俸，在其時湖南學界中最高。他們的呈文提到，近來各書院山長多不住院，而學生太多，乃立齋長等名色領袖之。齋長既與學生地位相等，無人敬畏，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