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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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企業，怎麼可能好起來？

六是企業內部缺乏正確的激勵淘汰機制。只要不犯政治錯誤就能進不能出，無論多麼不稱職的人都照樣拿工資；企業內部分配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乾和不幹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養舒坦了一批懶人笨人，傷害了一批能人勤者；到了改革後人們漸漸獲得了擇業自由後，很多能人紛紛離開國有企業另謀高就，而相對能力較弱的卻沉澱下來，企業的人員素質越來越差。其實大家可以認真回憶一下，七八十年代的國有企業，有幾家不是每天上班時間在大門口、車間裡聚集一幫無所事事的人吹牛聊天或者忙私活的？二○○○年我接觸過一個總是發生請願事件的建築機械廠，瞭解到該廠的職工裡有相當一部分是老職工子弟接班入廠，文化層次低、技術生疏，重大事故和人為裝置損壞時有發生，廠內經常出現做私活佔用公家東西現象，甚至部分職工監守自盜，偷拿一些半成品、物料、模具、圖紙、工器具賣給廠外私人經銷部或用於私活。一九九六年夏季一場暴雨後，該廠的部分圍牆倒塌，廠裡拿出錢來讓職工砌牆，竟然無人願意幹活，不得已請來一個農村建築隊。一九九七年底新來了個廠長，要加強勞動紀律，對幾個外出攬活的職工做出了處分，結果這幫人圍毆並砍傷了新任廠長，導致該廠無人敢出面當廠長。沒飯吃不行，一九九八年該廠職工還先後多次上街鬧事要生活費。銀行的信貸員上門討貸款，也被這個廠的工人認為是“黃世仁逼債”，多次謾罵、侮辱信貸人員，弄得銀行的信貸員都不敢去了。我也很清楚，如果自己昧著良心，裝做一副悲天憫人的樣子把國有企業的職工都寫成一副“無私奉獻、任勞任怨”的樣子，再為今日他們的悲慘處境喊兩句口號；“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揮舞”，說些同情工人階級貧苦的話，寫一些諷刺和抨擊“富人”的文章，“半是榜文、半是輓歌”，就可以佔據廉價的道德優勢。但我不願意這麼做，因為我寫文章憑的是良心，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樣懷著政治目的，按照早就定好的框框進行材料取捨，刻意誇大或者掩蓋某些事實。根據我多年以來的觀察與思考，今天的一切都成長於它的昨天，國有企業的苦果早在國有企業建立的那一天就已經種下了。多數人天生具有惰性，沒有生存的壓力就不會去開拓奮進，而國有企業內恰恰缺乏這種壓力。

七是對企業家的地位認識錯誤，奉獻與收入不成比例，造成企業家道德風險難以防範。在西方國家，企業家作為社會生產活動的組織者，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對合法所得的私有財產的保護，則使得企業家們安心賺錢。因此，西方國家的社會精英多半集中在企業家階層裡。西方企業家的收入高低，與企業經營好壞密切相關。如果經營不善，企業家只有破產，自己承擔責任。然而中國卻是個官本位國家，公民的私有財產長期被當作一種罪惡，得不到法律保護；要想成為人上人，那你就得當官。社會精英都集中在官場裡勾心鬥角、拉幫結派。而官場，卻是不能創造任何社會財富的。精英過度地集中在官場，只會浪費人才資源；還容易造成政策不連貫，朝令夕改。企業家則沒有真正的社會地位，也缺乏真正有本事的人來安心經營企業。國有企業的領導如果經營得好，收入也還是那麼多一點；經營得差，只要把上面招呼好也還可以異地做官，甚至反而獲得提拔。因此，一些有能耐的企業家逐漸心理不平衡，產生了歪門邪念。一九九五年我剛參加工作前後，武漢發生了“於志安事件”。於志安是武漢長江動力集團公司董事長，併兼黨委書記、總經理於一身，還擔任武漢市經委副主任，又有全國工商聯常委、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漢市政協常委等多種身份，也算是個能人，短短十年時間裡勵精圖治，把一個原本陷於破產邊緣、五千多職工沒飯吃的武漢汽輪發電機廠，弄成了“全國五百強”企業，十年來利稅增加了一百倍。然而，於志安認為這個企業有今天，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而他所獲得的卻遠遠與他付出的不相稱。於是於志安以自己的名義，利用企業集團跨國投資的機會，在菲律賓註冊成立了一個註冊資本為六十五萬美元的電廠，並於一九九五年出走菲律賓。後來中國跟人家外方交涉，追回了六十五萬美元的註冊資本，但此時人家已經不在乎這六十五萬美元了，每年電費的收入就有一千萬美元。除了武漢的於志安，還有云南的儲時健，也屬於這類心理不平衡的人。然而，企業不同一般單位，企業經營是存在風險的，因此對企業家的監督存在著進退兩難的情形：假如監督太嚴，企業家無所適從，不敢承擔風險，那企業肯定好不了；假如監督太鬆，企業家道德風險又會給企業帶來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