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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改他爹脾氣大,挨批鬥沒幾天就氣死了,改改也慌忙在離家五六十里地開外的一個村子找了個婆家嫁了。改改的模樣和人品都不怎麼樣,又是黑七類,正經人家不要,只好找了一個瘸子。

在一次批鬥中,一枚威力巨大的二踢腳在我母親耳邊轟然炸響,把她的右耳炸聾了。那次批鬥結束後,外婆對我母親說:“秀菊(「注」我母親的小名),這老家實在是沒法活了,我和你叔(「注」滑縣方言管父親叫“叔”,母親叫“嬸”)也算是活夠了,不怕死……可你還小,趕快找個好人家逃命吧!再待在家裡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沒命了!”當時,聾著一隻耳朵的母親已經被嚇得神情恍惚,茫然地點點頭答應了。

然而奇怪的是,儘管我們家是“賤民”,但當外婆放出話來給母親尋婆家時,前來說媒的人卻絡繹不絕。很多提親的物件,不是這個村的支書,就是那個村的民兵隊長。其中原由就是我母親模樣長得非常漂亮,又被外婆教育得極為賢惠。儘管批鬥我母親時這些人可以高呼口號,甚至動手打人,但他們心裡並非不清楚是非。陷害別人是為了保全自己,或者是撈取向上爬的政治資本;而現在利益就在眼前,什麼階級立場、階級感情都立刻不重要了。這就是經過文化大革命這場“觸及靈魂的大革命”洗禮後,中國人整體所具有的心態。

但是我的外婆對滑縣這塊土地早已恐懼萬分,寧死也要把母親送得遠遠的。就這樣,我在鄭州的大姨找了住在鄭州拾破爛的老鄉張大娘,由她把我母親介紹給了我的父親。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我的母親十六歲,我的父親三十二歲。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瘋狂國度(1966~1971) 五、“鐵八師”

一九六六年底,我父親的單位從東北流動到陝西潼關、孟塬一帶修鐵路。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在各地如火如荼地進行。從關外遷到關內,那種“山高皇帝遠”的悠閒生活就一去不復返了。單位分化組合後,又開始成立新的造反組織。一開始,我父親還繼續遊離於造反組織之外當逍遙派,然而很快他就發現:身邊已經沒有幾個人不戴紅袖箍了。當所有人都戴上紅袖箍之後,沒有戴紅袖箍的人反而顯得非常扎眼了。

為了隨大流以求得自保,我父親也申請加入一個造反組織——工人階級紅色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紅總”。“工紅總”勢力最大時有二千多人,是父親所在的鐵Z局Z處最大的一家造反組織(「注」鐵Z局作為修鐵路的工程單位,其特點是“大而散”,單位雖大,但一般以工程處為單位分佈於全國各地,一個處從兩三千人到五六千人不等。工程處之下設有工程段,段下又設有工程隊,一個工程隊大約一兩百個人)。當我父親向工程隊內的造反派頭頭遞交申請時,那個傢伙卻陰陽怪氣地說:“出身不能選擇,但革命道路卻是可以選擇地;背棄自己的剝削階級家庭加入到革命隊伍裡來,我們是歡迎地;但是,你還是需要接受革命群眾的考驗地。”父親一聽,立刻就明白了他這番話的弦外之音:人家是嫌自己出身不好,不要。

怎麼辦?我父親回來後一想,既然你不要我,那我乾脆自己成立個“革命”組織好了。於是,他和隊裡十來個還沒參加造反組織的工人商量了一下,決定成立一個組織——鐵八師。之所以起“鐵八師”這個名字,是因為一九六六年冬天周總理制訂了《十五條》,號召工礦企業要“業餘鬧革命”和“堅持八小時工作制”。因此,我父親他們幾個就自己定位為一個“業餘”革命組織。“鐵八師”的最初成員不過十餘名,其中有接近一半是成分不好的,在當時都屬於被歧視的物件。但是一失必有一得,這幾個成分不好的人平均受教育程度,卻比一般的工人高得多,不乏文筆出眾的秀才。我父親雖然只有初中一年級文化程度,但由於多年來一直酷愛讀書,特別是在農場改造期間與那些幹部、知識分子接觸得多,因而在不知不覺中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加之我父親頭腦聰明,看問題一針見血,話總是能說到點子上,在工人中也有些威望。因此,“鐵八師”成立當天,我父親就被大家推選為頭頭。

業餘革命組織“鐵八師”成立的初衷是求得自保,因此除了發表個成立宣言,印製了幾個紅袖箍戴在胳膊上之外就銷聲匿跡了。其他隊裡有幾個因為各種原因參加不了造反組織的工人,一看“鐵八師”如此穩健,也陸陸續續要求加入;我父親一律來者不拒,漸漸地有了二十名成員。但是“鐵八師”的成立和漸漸壯大,卻引起了“工紅總”頭頭們的不快。在他們這些根正苗紅的造反派眼裡,這個只有二十來個人的小組織裡,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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