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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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位於“北住宅”的最外圍，因此比一般人家裡後面多了一個院子。有了這一塊土地，大人們就在院子裡種了很多菜，有西紅柿、黃瓜、豆角、小白菜等。到了夏天，每天的新鮮蔬菜，吃都吃不完。

搬到了“北住宅”不久，我們家又陸陸續續地添置了一些家用電器：一臺成都“雙燕”牌單缸洗衣機，一架柳州“雙馬”牌電風扇，還有一臺廣州“南方”牌收錄兩用機。然而，那個時代中國家用電器的生產技術不過關：洗衣機總是洗不乾淨衣物，用了不到一年就壞了，經常漏電；收錄機用了四年就只能當收音機用了；只有那臺電扇，算是湊合著用到了九十年代。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十二、清除“精神汙染”

文革結束以後，隨著對老百姓控制的稍微放鬆，大量知青返城所造成的失業、待業現象嚴重，以及國門開啟後進入中國的思想良莠不齊，引發了一次小小的犯罪高潮。十年文革浩劫，貽害了整整一代青少年，當這些人從最初的政治狂熱中醒悟過來，發現自己受騙上當，但大好年華已經白白浪費，文化知識卻一窮二白。有一部分人發奮讀書，爭分奪秒地進行“補課”，在恢復高考以後考上各類學校；而更多的知青返城後，長期找不到工作，又無一技之長，高考也名落孫山，於是開始自暴自棄，結成了流氓團伙，或縱慾酗酒，或尋釁滋事，或擾亂治安，或偷盜搶劫，成為一個社會問題。當時，這些現象引起了高層恐慌。

一九八三年的中國老百姓，談論得最多的話題就是著名的“二王”——王宗坊、王宗瑋兄弟。從上半年開始，太谷縣城的大街小巷都張貼著對“二王”的通緝令，“二王”殺人如麻的謠傳，使得老實憨厚的太谷縣老百姓談虎色變、提心吊膽，生怕哪一天“二王”出現在自己面前。大概是“二王”在老百姓那裡引起的恐慌激發了高層打擊刑事犯罪的決心，於是，一九八三年秋天，電視裡播放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開始對治安犯罪“從重、從嚴、從快”地進行打擊。

鐵Z局有個姓趙的老司機，是專門給領導開小車的。趙師傅有個兒子，當時正好二十多歲，成天和領導們的那些公子哥混在一起吃喝玩樂。八十年代初的年輕人，有很多都是因為“文革”荒廢了學業，破滅了理想，終日生活得很空虛。後來有一天，幾個公子哥喝了酒以後在外面遊逛，看到路上來了一個騎腳踏車的老頭戴著塊手錶。那時一塊手錶要一百多塊，相當於普通工人幾個月的工資，算是很值錢的財物了。幾個公子哥乘著酒興，說咱們把那老東西手錶搶過來如何？於是就上去把那老頭子搶了。這幫人不走運，沒多久遇到“嚴打”，全被抓起來了。領導們有權有門子，幾個公子哥關了一些日子也就沒事了。別看平時領導們的公子跟老趙的兒子一起廝混，這個時候就看出真正的差別：最後輪到老趙的兒子當了替罪羊，判了個“搶劫犯”給槍斃了。

當時還有點“對敵人實行專政”的味道，一九八三年我上初中，剛開學，每天上學的路上就發現張貼著不少法院的佈告，基本上都是槍斃的；還見過一次遊街，由戴墨鏡、口罩的警察和武警坐著汽車押送那些插著亡命旗的罪犯去刑場。在這種“從嚴、從重、從快”的大形勢下，免不了產生一些冤假錯案。太谷線材廠也有一個青年臨時工胡××因為“強姦幼女”而被槍斃了，據說是因為看了黃色手抄本走上邪路的，當時二十一歲。幾年以後，這個人的罪又被法院給“糾正”了，又說他沒有“強姦”，只算是“猥褻”；還有一個國營理髮店的三十來歲的寡婦，因與一個男人私通，被當作“流氓罪”判了幾年，在看守所裡面把她打得死去活來，指頭都殘廢了。我小的時候，她還給我理過發。

幾乎與“嚴打”同步，全國又開始了“清除精神汙染”運動，在中學裡重點是黃色手抄本、黃色圖片、封建迷信用品等。我的一本課本的書皮是用畫報包的，上面有義大利影星索非亞·羅蘭的照片，也被老師收了去當“黃色照片”給處理了。後來才知道，“清除精神汙染”運動主要是清除“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株大毒草的，而那些“黃色照片”和手抄本，則是順便拔除的小毛毛蟲。可以說，當時我國還遠遠沒有到“法治”的地步，政治運動的餘味還沒完全褪去，每一次運動都會出現擴大打擊面、運動過火等現象，也總有一些人做了不走運的犧牲品。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黃金時代（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