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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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失望”。饒有意味的是，曾經是政治“舞臺”的廬山，現在已經是愛情的“舞臺”了。

這一年，中國在經濟政策上做出了一些調整，引進外資也有了一些麻煩。

日本前外相，也是著名經濟學家的大來佐武郎在這年的2月12日拜見了鄧小平。這次的北京之行被香港《文匯報》認為是“索償之旅行”——大來佐武郎這次中國之行的原因是中國取消或延遲了一些與日本的合同。

早在1977年8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上，就提出了一項為期10年的計劃。這項計劃預計完成120個專案，以推動國民經濟的增長。其中包括10座鋼鐵廠、9座有色金屬處理廠、8座煤礦、10座石油與天然氣廠、6條鐵路幹線、5座港口、30座發電廠。這項計劃的前8年，每年平均預計提高4％~5％的農業產出，工業產出每年成長率超過10％。在這段發展週期結束之前，中國將擁有14個工業區，每個工業區均能自成一格、各有專長。具體內容參考《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史景遷著，第536頁，臺灣時代出版社。

但現在，這個計劃被認為是可能會重蹈大寨、大慶方式覆轍的“新躍進論”。中共中央正在全力糾正極“左”經濟政策，以陳雲為首的穩健經濟派觀點指導著全盤經濟工作。陳雲不贊成用“學大慶”、“學大寨”一類的群眾運動去開展經濟活動。他的經濟思想可用12個字概括：“量力而行、循序漸進、講求效果”。基於“先生產、後基建”的觀點，經濟建設的安排首先要考慮生活必需品的生產，然後是工業資料的生產，最後才是基本建設。經濟也要按比例發展，而不能偏重於某一方面。

日本的《日經產業新聞》這年認為，關於向國內“移植”先進技術的問題，中國準備實行一種“分階段發展”的方法。不顧同外國企業的技術和裝置差距，即使引進尖端技術，也只會造成“消化不良”。所以中國決定先由上海、天津、廣州等沿海地區條件比較齊備的企業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再逐步傳到內地落後的企業。

1978~1980年，因為擴大了企業和對外貿易的自主權，各省和地方企業搶先在上海、廣州、北京、天津等城市設定“辦事處”，積極進行對外交易。人們說這就是中國曇花一現的“地方時代”，結果是以浪費了大量的外匯、裝置、勞動力而告終。

大來2月的北京之行，有兩個目的，一是希望瞭解中國取消及延遲執行合同的背景；二是看看中國如何理解他們與外國民間商人發生的合同糾紛，對於取消合同而給日方廠商造成的損失，中國是如何看待的。

大來在回答香港《文匯報》記者的提問時說，關於第一點，鄧小平和谷牧等都作了詳細的解釋，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三點。一是中國方面立志要消滅通貨膨脹。他們把國家預算內的經常性開支削減了20％，把資本性開支削減了40％，從而壓縮貨幣發行量。消滅通貨膨脹的另一措施是迅速增加消費品生產，以便能吸收近兩年來由於工人加薪及農產品提價所形成的龐大購買力，從而避免通脹。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壓縮重工業是不可能的。二是中國察覺到他們很多基本建設如能源、交通等，遠遠跟不上經濟發展，使新的重工業單位建成後仍無法正常生產，所以要優先發展能源及運輸。三是石油產量的下降。早幾年中國高估了今後石油的產量，訂購了幾家石油化工廠的裝置，而現在石油產量下跌，使石油化工廠出現裝置過剩，因此不得不延建新的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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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節：1981年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3）

雖然經過中國方面的解釋，大來明白了中國取消合同的真正原因，但問題是，最初中國還以為只要作出賠償，取消合同並不會給日方帶來嚴重損失，可是日本方面很多裝置已經是造好並付了運費的，這樣賠償金已經十分高昂。大來說，日方準備採取低息貸款的方式來幫助中國這些受影響的工程，使其能夠繼續運作下去。

大來剛到北京時，對新聞界講話的姿態非常強硬，原因之一在於日商不知道與中國訂立合同的可靠程度如何。日本的新聞界甚至要求政府向國際出口信貸組織動議制裁中國。但大來說，日本政府並不想這樣做。鄧小平也表示，中國一向有信守合同的傳統，在60年代初，中國只用了三年便還清了向蘇聯的貸款。這樣的表示給了中國以外的商業界很大的信心。大來在解決了中日合同問題之後，談到“中日的友好關係是更根本的，對兩國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並認為日方也應該抱長遠的看法，不必太過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