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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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市場預測，在發現我們的生產不符合於市場需要的時候，及時修改生產和併購計劃，調整計劃價格。

……

正確處理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的關係，是我們體制改革的重要環節。過去一段時間，我們適當擴大了市場調節的範圍，並在計劃管理中注意利用經濟槓桿的作用。三年來的經驗證明，這些改革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為使這些改革發揮積極作用，防止消極作用，我們必須加強計劃管理，善於利用經濟手段、經濟槓桿來管理經濟，並加強經濟立法，加強工商管理局和海關的監督檢查。

但是，民眾並不關心這些艱澀的理論，他們關心的是生計。這年的某一天，馮愛倩，這位41歲的義烏婦女衝進了義烏縣委書記謝高華的辦公室拍起了桌子，她說“為什麼老是趕我們？”“我沒工作，但要吃飯，不擺攤我吃什麼？”在這個“打擊投機倒把”的大環境中，馮愛倩的小貨籃剛剛被工商管理人員收走。馮愛倩沒有想到的是，這一鬧，卻揭開了義烏的輝煌傳奇。

1982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達到了7％，大大超過了預期的“爭五保四”。不管怎麼說，在各個方面，中國都在進步，香港的《中報》在這年年底“遙從海外數中原”，盛讚“1982年是中國取得重大勝利的一年”。就在不久前結束的亞運會上，中國第一次以61枚金牌、51枚銀牌和41枚銅牌的佳績超過日本成為亞洲體壇的新霸主。是年在女排上一年奪冠的鼓舞下，中國掀起了排球熱，學生們都爭著學打排球。不過，正在播放的日本連續劇《排球女將》也功不可沒，年輕人打排球時經常喊著的“晴空霹靂”、“流星火球”、“流星趕月”可都是電視劇中女主角的本領。這甚至害得當時有人擔心偉大的中國女排和日本女排交手時，日本人會使出劇中女主角小鹿純子的絕技“晴空霹靂”。多年以後，著名廣告人葉茂中寫道：“《排球女將》影響了我以及周圍朋友的一生。”有這樣情結的人還不止葉茂中一個，到21世紀，馬雲甚至還會把他少時的偶像“小鹿純子”請到中國，為他的阿里巴巴團隊打氣。

1980年採訪過北京第一個個體戶劉桂仙的合眾國際社記者龍布樂這年注意到：“7月1日等待著500萬普查人員去完成的任務，在規模上是前所未有的：統計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大約十億人口。”在這一年，中國進行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三次人口普查，官方日後公佈的數字是1　031　882　55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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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節：1983年“中國式的”（1）

1983年“中國式的”

從1959年開始，廖鴻英曾先後七次回到中國。她是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英籍華人、英中瞭解協會副會長德里克·班以安（Derek　Bryan）的夫人。1983年，她用英文寫下了一篇長文《中國見聞》。

廖鴻英曾於1927年進入燕京大學學習，並於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廖鴻英後來也曾到過英國劍橋大學讀書，但由於當時劍橋不向女性授予完整學位，她轉向牛津攻讀生物科學專業，並和後來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英國女化學家多蘿西·霍奇金（Dorothy　Hodgkin）結為好友。廖鴻英此後是中國研究胰島素的先驅之一。在英國期間，她還和英國著名科學家、皇家科學院院士李約瑟相識。1942年，李約瑟受英國政府委派，在重慶成立中英科學合作館時，廖鴻英便是合作館的秘書長、李約瑟的主要助手，為他的鉅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創作提供過不少幫助。

廖鴻英的丈夫班以安曾經長期擔任英中瞭解協會的副會長，在外交官任內經歷了新舊中國政權的轉變。班以安先後在中國的福州、南京、廣州、桂林、成都、澳門等地的英國領事館供職。1943年，他在赴中國西北考察途中，乘坐的汽車拋了錨，不得不向附近人家求援，在那裡，他第一次感到了中國老百姓對國民黨軍隊的厭惡和對共產黨軍隊的歡迎。這件事對他觸動很大。也正是在那次考察途中，他邂逅了未來的夫人廖鴻英，結下了與中國的半世情緣。國共戰爭期間，儘管國共兩黨實力懸殊，但他始終認為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得人心者得天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班以安留守在南京英國使館。1949~1951年，班以安作為三名代表之一來到北京參加中英建交談判，並由此而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一週年的活動，親身感受到“新中國”在短短一年間發生的變化。1951年班以安回國休假。然而，當他宣傳“新中國”的變化時，卻受到了“親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