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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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激動不已。令他如此激動的一篇文章據他自己回憶是關於科學養牛的，但據吳曉波在《激盪三十年》裡的考證卻是關於科學養豬的。不過，是養牛還是養豬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報紙已不再天天講階級鬥爭了，人們逐漸感覺到時代就要改變了。

北京百貨大樓在這一年第一次掛出了春聯，他們的優秀營業員張秉貴的事蹟在這年的8月上了《北京日報》，張秉貴也成為“北京市特級售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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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節：1979年30歲的中國（1）

1979年30歲的中國

197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週年，改革已經吹響了最初的號角。一些行業逐漸從沉睡中復甦，一些行業則迅猛發展，比如廣告業。物價開始鬆動了，世界更多地注意到了這個正在變化中的東方古老國度。市場營銷學這個專業，悄悄地進入了大學的課堂。

1979年春節過後，何永祺開始在中山大學商業經濟專業的高年級學生中開設市場營銷學課程，臺灣學者王德聲和姜顯新編寫的《市場學》被列為教材。多年以後，何永祺回憶說：“1979年我到肇慶，國家經委在那裡開設了廠長、經理培訓班，我在那講市場學。那些廠長、經理聽了以後興致勃勃，差不多每個小組都講‘學這個東西真有用’。”　1979年秋天，廣州的暨南大學正式開設市場營銷課。

這一年，曾在美國沃頓商學院研究生院學習的梅汝和教授也開始在上海財經學院招收市場學方向的研究生，這將是社會主義中國的第一代由自己培養的市場學碩士研究生。在上海財經大學的網站裡，他們稱自己是“中國最早招收營銷方向研究生的院校”。中國人民大學也宣稱自己是國內最早設立市場營銷本科專業的大學。

不過，中國的這些市場營銷專業並沒有為中國市場培養出多少實戰人才，中國真正的市場營銷知識和技巧還要等後來的合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帶進來。

無論如何，中國市場這塊曾經的凍土開始復甦了。最能直接讓人感受到經濟在復甦的要算是服務業。外國人也越來越多地到中國來訪問，並且記錄下了不少自己的見聞。

30歲的中國

在闊別祖國31年之後，美國華裔作家董鼎山終於又回到了中國，並開始用他的筆記錄他的所見所聞。這位1922年出生於浙江寧波的作家在1947年的時候去了美國留學，先後獲得密蘇里大學新聞學碩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碩士學位，在紐約《聯合日報》主持過國際新聞版，也曾受聘於紐約市立大學圖書館任資料部主任，成為英美文學兼亞洲部分的資料專家和資深教授。原本打算去美國兩年後就回國的他，一別祖國就是31年，直到1978年之後才有機會回國探親。在美國，他娶了瑞典籍的妻子，有了一個女兒。

1978年之後，董鼎山的文章中有一部分就是寫回國觀感的，其中，有對祖國巨大變化的興奮與欣慰，有對親朋老友的真情懷念，也有對文藝界、新聞界乃至社會上一些不良現象的無情抨擊。正如作家馮亦代後來所說，這後一點正說明了“他愛國之深使他憂國也切”，雖然“針砭時弊，說出這些肺腑之言對他是痛苦的，但是他不能緘默”。

1979年的時候他又來到上海。1945年董鼎山從上海聖約翰大學英國文學系畢業之後，就曾在這裡的《申報》工作過。在他給美聯社的特稿中，他寫道：“事隔30年，上海變了樣。”董鼎山眼中40年代繁榮的國際大都會上海已經不見了，現在的上海是一個擁擠的中國化城市，雖然並沒有失去以前“萬國”的味道。

幾乎所有的路名都更改了，廣告在那時候雖然已經出現，但還是很罕見。40年代那種商店、戲院、夜總會、酒吧間和跳舞場外的中英文的廣告已經見不到了。跑馬場成了人民公園，辦公樓成了上海市圖書館。法租界昔日的邸宅被分成了小單元房，破舊了很多，有些還亟待修繕。而在40年代，那裡曾是有錢人和外國人居住的富人區，現在，這些景象已經消失了。

但董鼎山也注意到，社會主義中國至少“人人看上去都能吃飽穿暖”，至少董鼎山在上海的五天時間裡只看到兩個衣著破爛的女人，她們是幹活的清潔工。曾經的上海貧民窟閘北區，現在是一排排的公寓房。

但也有人在上海看到了別的跡象，《巴爾的摩太陽報》的記者邁克爾·帕克斯就是其中的一位。這年的3月26日，他在他們的報紙上寫了一篇關於上海的報道，題目是《上海重新出現舊風氣和頹廢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