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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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責任。他說他的，我幹我的。’”童寶根那時是極力地讚揚步鑫生“不怕社會的閒言碎語”。

根據童寶根的描述，步鑫生所領導的海鹽襯衫總廠的衰落，“從經濟角度看，是由於一系列經營決策的問題造成的：新上的西裝生產引進專案未能趕上‘西裝熱’；錯誤的預測使大批原材料積壓，接連上馬的領帶，印染專案力不從心，虧損嚴重”，但導致這一連串失誤的重要原因還是出在步鑫生“自以為名氣大了，想幹什麼就能幹成什麼”。不過，童寶根倒也指出，新聞媒體的推波助瀾和“某些領導人”的好大喜功也是導致步鑫生犯下這些經營錯誤的一個原因。步鑫生的西裝生產線原計劃只有八萬套，但卻在“上級主管部門”的加碼下，被增加到了30萬套，為的就是“支援步鑫生這位全國聞名的改革人物”。

步鑫生被免職的過程非常蹊蹺，1988年他在給《青年參考》的一篇題為《峻嶺與深谷之間——兼答青年朋友》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9個月前，我剛剛向縣委、市委立下軍令狀：給我三年時間，我要使海鹽襯衫總廠恢復生機，重新起飛。從那天起我把煙戒了。報上寫過：“步鑫生吸菸的數量是一天兩包。”一下子戒掉，不為別的，只想尋找一種臥薪嚐膽的感覺：廠裡情況不好轉，我就不再吸菸。1988年1月13日，我同廈門鷺鶴公司草簽了一份合同。根據合同，我廠將為該公司生產30萬打廣告衫間接出口。僅此一項業務就夠我廠幹一年。原料、製作、印染等關鍵工序已全部落實，該合同若能兌現，合計稅利160萬元（我廠全部債務290萬元）。那天我剛剛鬆了一口氣。我的副廠長和財務科長也鬆了一口氣。他們說我不妨吸一支菸。

我點上一支菸，那支菸的牌子是美國進口的“萬寶路”（這種煙我過去也輕易不吸的）。

兩天後的清晨，我突然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節目中聽到了我被免職的訊息。我懷疑不是收音機就是耳朵出了毛病。事後我知道都沒出毛病。當天上午免職通知下達到我本人。

我不想掩飾我對此毫無心理準備。

但媒體並不都是像童寶根這樣落井下石。正如此時的一些議論：

“步鑫生沒有你們吹的那麼好，也沒有你們批的那麼壞！”一位工人說。

“有些記者既當接生婆，又做掘墓人！”一位幹部說。

“記者太勢利，靠不住！”一位廠長說。

有人也對步鑫生被免職的過程提出了質疑。在童寶根的報道中說，是“浙江省有關黨政領導部門今天作出決定：免去步鑫生海鹽縣二輕工業總公司副經理、海鹽縣襯衫總廠廠長、黨支部副書記的職務”。但是，海鹽襯衫總廠只是一個集體性質的企業，步鑫生的級別也不過是個副科級，這個級別的幹部要由“浙江省”來任免，勞師動眾可見一斑。況且，畢竟步鑫生的經營失誤，也有一些原因是“上面”的好大喜功，無論如何，在很多人看來，步鑫生的這次免職，至少是被過分渲染了。

然而再分析海鹽襯衫總廠的管理架構，不難發現，這些年步鑫生其實內部也理得很不順。海鹽縣二輕工業總公司的黨委書記兼總經理到海鹽襯衫總廠兼任黨支部書記之後，步鑫生和他的關係可以用“同廠二心，貌合神離”來形容。1986年步鑫生在浙江大學學習期間寫下的那首詩（詳見本書1986年）亦是為了抒發彼時的抑鬱。被免職後的步鑫生曾經談起過這位黨委書記，“他們把我當做眼中釘，採用‘文化大革命’的那套手段整我，把我置於死地。”由此可見，這位黨委書記和步鑫生的關係惡化到了什麼程度。而以直接上級來兼任下級公司的黨委書記，這樣的安排即便在當時也屬罕見。媒體也為步鑫生鳴不平，“這位黨委書記至少沒有做好保證監督工作”。

對於這樣的“保證監督”，1988年的柳州開關廠廠長範紹沛意見更大，他認為黨委起保證作用就夠了，保證就含有監督的意思。“再說監督廠長應是上級部門的事，是審計、銀行、財稅這些社會職能部門的事。黨委監督廠長，那麼誰來監督黨委呢？”

童寶根所描述的步鑫生的“粗暴專橫”，即便是曾經反對過步鑫生的海鹽襯衫總廠的一位副廠長也並不認同。步鑫生天生就是如此，在1984年以前，正是這樣的個性，讓步鑫生所領導的海鹽襯衫總廠在1981～1984年年間年年盈利，上繳的稅利也以50％的速度遞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也正是這些媒體，昔日把步鑫生說成有“主見”，現在成了“驕傲”；昔日的“果斷”，現在成了“獨斷”；昔日的“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