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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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使，還對蘇聯力量的日益增長和蔣介石統一中國的日趨成功感到不安。此外，他們充分意識到當時正引起西方政治家注意的失業情況和其他問題。這些周密的分析思考反映在1931年夏即日本軍隊侵略滿洲前僅6個月時本莊將軍提交給軍事大臣的備忘錄中：

為了加強我國的地位和力量，有必要立即利用蘇聯還未完成五年計劃和中國尚未成為統一國家的形勢，同時還要利用世界經濟的困難處境。所有這些因素都必須加以利用，以達到更進一步佔領滿洲和蒙古的目的，實現早先遠征西伯利亞時的積極目標。中國的統一、蘇聯的存在和美國的入侵遠東，所有這些都不符合我們的利益。

田中和本莊都把滿洲列為他們擴張主義計劃的第一個目標，這並不是偶然的。中國東北角上的這個省份具有兩個有利條件：與南京中央政府的聯絡鬆散，並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其中包括鐵、煤和遼闊、肥沃的平原。此外，日本已透過過去商定的條約獲得了在滿洲的某些特權；這些特權可以用來為其侵略行徑找藉口。當日本軍方於1931年秋斷定入侵時機已戍熟時，他們正是這樣做的。

1931年9月18日晚，一顆炸彈將日本人控制的、通往瀋陽北部地區的南滿鐵路炸壞了一小段。由於幾分鐘後一列南去的火車毫無困難地透過了那段鐵路，日本人又在以後5天裡拒絕讓新聞記者前往“事故”——日本人當時審慎地稱這一爆炸事件為事故——現場採訪，因此，當時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整個事件是捏造的。現在，人們才弄清，這件事的確發生過，因為幣原喜重郎男爵在1946年6月東京國際戰犯法庭上證明了這一點。這位男爵曾於1931年任外務大臣，他承認，當時一些軍官籌劃了這一事件，他雖設法阻止但未成功。他的證言可透過駐紮在關東半島上的日本軍隊即當時所稱的“關東軍”立即行動起來時所具備的速度和精確性得到證實。關東軍未經宣戰就在24小時內攻佔了瀋陽和長春，然後成扇形向四面八方展開。1932年1月下旬對哈爾濱的佔領意味著滿洲各種有組織的抵抗的結束。1932年3月，勝利者將他們的佔領地重新命名為“滿洲國”。因需要一個傀儡皇帝，他們便將1911年垮臺的滿清王朝的倖存者、退位的皇帝博儀拉了出來，正式任命他為攝政王。

其時，中國政府根據《國聯盟約》第11條和《巴黎公約》（《凱洛格…白里安條約》）向國際聯盟和美國求助。給果只是一再商討而沒有實際的援助。國務卿亨利？L？史汀生表示“由衷的同情”，但拒絕引用《巴黎公約》。國聯理事會於9月19日、10月13日和11月16日三次開會討論滿洲的局勢；這些會議的特點是表示好意、致以問候，然而又拖拖拉拉、一片混亂。日內瓦和華盛頓的許多人始終堅信，日本內閣能約束軍隊，結束危機。11月21日，日本代表團接受了中國人原先提出的成立公正的調查委員會的建議，但委員會成員直到1932年1月14日才被選定，而且他們實際上直到　4月21日才抵達瀋陽；這時，滿洲已變成了滿洲國。

1932年1月7日，美國政府宣佈了所謂的“史汀生主義”，它規定，凡有損中國獨立和領土完整、違背“門戶開放”政策的條約，凡使用違反《巴黎公約》的手段而造成的條約，美國一概不承認。這一規定幾乎沒有產生實際效果，因為日本軍隊只對優勢力量起反應，而當時沒有一個國家強大得可以勇敢地與在遠東的日本相對抗。此外，所有西方政府都為緊迫的國內問題所頒擾。例如，胡佛總統就面臨著國民選舉和大蕭條兩大問題；大蕭條當時正嚴重到極點。因此，他希望“擺脫”國際糾紛，全力以赴解決國內問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此期間，國際聯盟調查團即李頓調查團已在團長李頓勳爵的領導下，在日本、中國和滿洲收集證據。它於1932年10月提交的報告為了避免冒犯日本人，措辭很謹慎。它否認日本人的侵略是正當的自衛手段，譴責新滿洲國是日本的傀儡政權。但是，它沒有命令日本撤軍。相反，這份報告提出這樣一種解決辦法：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利益，將滿洲變成在中國主權範圍內但又在日本管轄下的自治國。1933年2月25日，國聯正式透過了這份報告，第二個月，日本退出了國聯。

回想起來，滿洲事件作為對國際聯盟和旨在維護現狀的整個外交結構——《凡爾賽和約》、華盛頓會議的協定和《巴黎公約》——的第一次沉重的打擊，是很惹人注意的。日本毫不費力就獲得了大片富饒的新領地，這對義大利和德國的修正主義領導人並不是不起作用的；滿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