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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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朱元璋的極端專制主義很難相容。朱元璋認為　“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不然則“國法不容”，“天道不容”　。那麼，他不滿於方孝孺，說：“斯人何傲！”並貶其為蜀王府教授　就容易理解了。

建文新政給社會帶來一定好處，因此明人有“四載寬政解嚴霜”之譽　。他的“仁聲義聞”甚至遠播西域、朝鮮，直到抗日戰爭時期，“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建文）為鼻祖者”　。中原地區關於建文帝的傳說更多：“父老嘗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朝紀法修明之後，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之，治化幾等於三代。時士大夫崇尚禮義，百姓樂利而重犯法。家給人足，外戶不闔，有得遺鈔於地置屋簷而去者。及燕師至日，哭聲震天，而諸臣或死或遁，幾空朝署。蓋自古不幸失國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這些記載和傳說，足以與建文新政相印證。

另外，朱元璋以武功得天下，重武輕文。勳戚多是統兵將帥，諸王也以能節制諸軍而增加了自己的威權。相反，文臣地位甚低。他在用人上並不十分重視科舉，而是進士、貢舉、雜流三途並用　，做官並不一定要讀書。王世貞說：“國家初起重武，其於文事亦不數數焉，大要各以其途進”　。朱元璋晚年對功臣的誅戮，並未觸動武人的根本地位和種種特權。他殺的只是一些可能對皇帝構成威脅的高階將領。這種右武輕文的政策，是當時政治形勢決定的。打江山靠軍人，鞏固江山也靠軍人。但在經過三十餘年的和平之後，這種政策需要改變了。

建文帝看到了形勢的變化，因而“歸重左班”　，著力提高知識分子的地位。他不僅升高六部尚書的品秩，讓文臣分享較多的權力，而且大開科舉，為知識分子進入政權開路。方孝孺說：“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兢勸。”　建文帝想建立一支推行其政治理想的隊伍。他還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作為科舉的補充。甚至下令“並衛所”，“詔軍衛官舉通經軍士”　，頗有點和武弁們為難。

這些情況，如何幫助我們透視靖難之役呢？

首先，建文新政是在一定程度上對洪武政治的否定，它必然會得罪於洪武時期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必然會反對它，並竭力維護洪武的政治傳統不受損害，凡已變更的，均需恢復舊制。

其次，建文新政所得罪的至少包括這樣兩部分人，其一是眾親王，建文帝的削藩政策使他們的權益地位受到極大損害，有的親王甚至罹於削爵殺身之禍。其二是眾多的武將，因為文臣地位的提高勢必使他們的權益受到抑制。這兩部分人對建文新政的不滿是必然的。

這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靖難之役，便會得出如下結論，第一，朱棣發動靖難之役須要提出足以號召的政治口號，而這口號正是“恢復祖宗舊制”。他指責“朝中奸臣”變亂祖宗成法，聲稱“靖難”、“清君側”正是以維護祖製為理論依據的。

第二，朱棣要推翻建文君臣，須要尋求依靠不滿於建文新政的勢力，而這正是諸親王和眾武將。

將這兩點歸納起來便知，靖難之役是以朱棣和親王軍人集團為一方，他們極力維護祖制；以朱允炆和文臣集團為一方，他們要推行新政。

所以，可以說，建文與永樂之間的鬥爭，是革新與守舊之間的鬥爭，是爭取實行開明政治的皇帝文人集團與保守的親王軍人集團之間的鬥爭。一方要保持和擴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對改制，另一方則希望較多地參與政權，變更舊制，推行新政。這就是這場鬥爭的實質。

建文新政是一部“未完成交響曲”。由於戎馬倥傯，時間短促，以及新政缺乏全面的、更有力的措施，這些天真的政治家沒有贏得更廣泛的社會力量的支援。一個靠左班文人支援的“仁柔”皇帝，在強大的親王軍人集團面前很快就被打垮了。

這一結論完全可以用靖難之役前後的歷史事實來證明。建文新政已如上所言。“復舊”的口號也明白地寫在朱棣給朝廷的上書和他起兵的檄文中。地位受到威脅的軍人們聚集在“恢復舊制”和“誅左班文臣”　的旗幟下，公開叛附燕王或徘徊觀望，成為朱棣所依靠的中堅力量。《罪惟錄》記載：

燕王初作難，苦無以為名，託雲清君側，不足以勇士怒，及兩勝後，凡從耿（炳文）、李（景隆）北征陣亡士卒，讓皇（建文帝）有詔；“這孩兒每不肯用心廝殺，以致敗小��鈾錒床谷搿！比恪鮃勻按笞冢ㄖ扉Γ��璐聳徑鰨�唬骸白怨潘勞跏攏�次歐匆悅煞＃�途愀雌涓鋼埃�酪嗝餛溽妗！�

前面我們已經分析了